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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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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格局及身份的定位与中美关系—一种建构主义的分析

刘惠华  
【摘要】:美国和中国都处在一个重要的变化时刻,都面临着重大的战略机遇与挑战。在主流建构主义对角色身份的认识、建构主义关于国家利益由国家身份界定,而国家身份(以及其利益)在互动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化的观点,以及身份和身份所界定的国家利益只有在相对物质实力的分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变化的观点基础之上,本研究就中美在过去六十多年中的互动模式提出三个假设:1)如果双方都对世界局势有着错误的或部分错误的估计,而且对对方的角色身份和国家身份有着错误的或部分错误的定位,两国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正面冲突;2)如果双方对世界局势的评估都是正确的,对对方的角色身份和国家身份的定位也是正确的,两国关系很可能将会有所突破或实现更加平稳的发展;3)如果一方对世界局势的评估是正确的,而且对另一方的角色身份和国家身份定位也是正确的,而另一方对世界局势的评估出现短期的错误,并且对另一方的角色身份和国家身份的定位也出现短期的错误,中美关系将恶化,但是如果出现错误的一方能改正错误的评估和定位,双边关系将不会出现严重倒退。 三个案例分析证明了这三个假设是正确的。从1949年到1969年,美国政府把美苏之间的争夺看作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自由和奴役之间的生死之争,并且把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看作是铁板一块,而且处于苏联的完全控制之下。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及中国参战之后,中国被定位为美国的敌人,期间从杜鲁门到约翰逊的历届美国政府都维持了中国是美国的敌人这一认知。1962年的中印冲突使得中国威胁在美国主要决策者的心目中再次得到确认。由于对中国有着这样的定位,美国所推行的对华政策是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贸易上禁运、以及军事上围堵,目标是要让北京政权垮台。就中国政府来说,中国的领导人在这一时期也把美国看作是最大的威胁。对美国威胁的认知促使中国领导人决定派志愿军赴朝鲜作战,从而使中美成为兵戎相见的敌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局势的评估标志着中国政治开始逐步左倾,中国政府拒绝接受苏联提出的和西方世界和平共处的主张,导致和美国政府进一步对抗。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估计东风压倒西风,从而使中国的战略形势进一步恶化,并且导致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这样的错误估计。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威胁这一定位在这个时期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从1969年到1972年,世界局势的变化,特别是1968年后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引起了美国决策者的注意,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威胁使美国决策者认定,苏联己经成为美国在全球(特别是亚洲)之战略地位的最大威胁。因此,中国不再是美国对大的敌人。随着中苏关系在六十年代末不断恶化,特别是在1969年的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之后,毛泽东和其它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中国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北方。在中苏局势最紧张的时刻,甚至中国自身的生死存亡都受到了威胁。变化了的安全形势迫使毛泽东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被改变,中国尝试着寻找盟友以阻止苏联(的扩张)。最好的选择是美国。中国把改善中美关系看作是当务之急。这样一来,美国就不再是中国最大的敌人了。威胁认知的重合以及双方对彼此定位的变化,为可能的关系和解铺平了道路。 从1989年到1992年,老布什政府认为世界局势正向后冷战时代过渡,而且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该评估的基础上,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裁,同时努力保持和北京的沟通渠道畅通,并和国会就保留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因为老布什政府认为这样做是有必要的,以对中国的发展进程产生影响,并促使中国发生积极的变化。在克林顿政府执政的第一年,美国以总统行政命令的形式,决定把中国人权纪录的改善和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地位挂钩,因为克林顿政府中的主要决策者和几位颇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认为,美国有一个输出民主和按美国模式重塑世界的绝好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很快就会倒台。他们对世界局势的评估是错误的,而且过高地估计了所谓的绝好机会以及错误地认为北京政权将步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后尘。但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领导集体,在1989年“六四风波”之前,具体说来是在1984年和1989年之间,就对世界局势做出了正确的评估,得出了和平与发展已经取代战争和革命成为世界局势的两大根本特征。在“六四风波”之后最困难的几年里,邓小平对世界局势进行了正确的评估,没有改变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尽管当时中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邓小平决定不和美国搞对抗,拒绝当头,并没有像一些发展中国国家所期待的那样,扛起反美大旗。因此,中国领导人做到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在对变化了的世界局势做出正确评估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对美政策的十六字方针,成为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外交工作的指南。在看到对中国的施压没有奏效,也不会奏效的情况下,克林顿政府改变了其对世界局势、中国的未来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未来所做的错误评估。在1994年5月,美国把中国人权纪录的改善和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脱钩,从而为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中国主席江泽民在1994年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上实现首脑会晤铺平了道路。克林顿和江泽民的会晤,标志着中美关系在经历了1989年的“六四风波”以来的波动之后重回正轨。 在这三个假设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一方面,在对全球力量均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以及美国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一判断的基础上,中国领导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不应该当头、不应该挑战美国,而是要努力建设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不接受中国已经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的观点,认为中美之间不大可能发生对抗或战争。中国尚未被定位为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或美国的敌人,因此奥巴马政府仍将坚持“两面下注”战略。美国将继续其亚洲再平衡战略,中国将努力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尽管战略互疑己经成为推进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很清楚,两国关系变坏的代价将会非常高。本文作者建议中国和美国:1)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底线:2)强调两国之间的平等和彼此尊重;3)建立危机管理和控制机制。
【学位授予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3
【分类号】:D822.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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