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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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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政治哲学研究

李锋  
【摘要】:政治哲学是每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对于社会政治生活所做的应然判断。在政治哲学范围内,人们所讨论的主要是有关社会政治生活的应然性问题,而不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描述,因此,人们在政治哲学范围里所做的判断在本质上属于价值的判断,而不是事实的判断。作为以价值判断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其基本方法是逻辑的而不是经验的,正如康德曾经说的那样:“如果存在着任何一个哲学主题(即以概念为基础的理性知识的体系),它就必然是一个独立于任何直觉条件之外的纯粹理性概念的哲学体系。换言之,就是形而上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发展历程,也是古代中国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逐渐发展的过程。本文正是要分析和研究,随着形而上学思维水平的进步,朱熹如何为自己的政治哲学构建了一个逻辑前提,从而在更抽象的层面上理解了社会政治中的普遍的道德法则,并进而在此基础上对伦理原则、政治结构、政治原则和政治理想等政治哲学问题做出了怎样的说明。 对“天理”概念的形而上学论证是朱熹构建其政治哲学的逻辑前提。关注普遍的必然性,在更抽象的水平上把握社会政治生活的合理性和普遍原则,是古往今来的思想家近乎一致的思想倾向。但是,由于两宋以前形而上学与伦理学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分离的,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家对于应然性的道德法则的解释常常以经验观察为基础。与两宋以前儒家的思想学说不同,朱熹政治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形而上学色彩。当朱熹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论证了“天理”的存在,在本体论的层面上讨论了道与器、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也在更抽象的水平上把握了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普遍法则,从而把中国传统政治学说的哲理化程度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朱熹以形而上学的方法把握了天理之后,也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伦理原则做出了自己的理解。按照朱熹的理解,由于道德法则与自然法则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因此,它也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并不会受到经验世界变化的影响,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以往思想家对于道德法则的相对性理解,进而把儒家对于道德法则的理解提高到了新的境界。自先秦两汉以来,性、命、善、仁是历代儒家常常使用的概念,但是,两宋以前的儒家始终未能对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做出合乎逻辑的说明。朱熹把天理作为政治哲学核心概念的同时,也把天理理解为统摄仁、义、心、性、善等诸多伦理概念的“终极原因”。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原则都是先验的,都统一为具有本体意义的天理,也就是说天理是这些概念得以成立的前提,于是,“天理”也就成了他理解和把握社会生活的伦理原则的门径。 人性问题在朱熹的政治哲学中是理与气对立结构的顺延。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思想家有关人性善恶所做出的判断,是其全部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他们一方面要通过人性论回答人是什么,他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以及人应该怎么被对待等一系列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另一方面,他们又要通过对人性善恶的证明,来说明善从何来的问题。正如学者所指出,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讨论的人性问题“常常不能不成为一个本体的问题,形而上学问题,甚至成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石。”然而,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真正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来理解和把握人性问题却是从宋代理学家开始的,其中,朱熹的理解又最具有代表性。朱熹通过“性即理”这一命题论证了天理本身即至善,使善与人性相剥离,从而把善看作是无条件的先验存在,传统儒家一直面对的“善从何来”这一政治哲学问题在朱熹这里才在理论上得以合逻辑地被说明。朱熹不仅通过“性即理”这一命题解决了“善从何来”这一问题,对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良善做出了道德承诺,同时又以“禀气说”论证了现实道德差别的合理性,从而解决了传统儒家在人性假定问题上的逻辑矛盾。在朱熹的政治哲学中,人性善不仅具有先验的依据,人与人之间在道德上以及社会地位上的差别同样具有先验的依据,这种依据就是“气质之性”。本然之性是天理,人人相同,无有不善,但气质之性却人各不同,它造成了人与人道德上的差别,即是说,一部分人先天地具有道德优势,而另一部分人却天生道德低劣。道德上的品分又进一步转化为政治制度安排上的人治主义和等差结构,从而为传统儒家所一贯主张的专制主义制度安排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说明。 朱熹政治哲学的核心是以道义优先为基本原则的道义论。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道义”是与古希腊政治哲学中的“正义”在内容上相似的一个概念,它对于社会政治生活来说是至上的价值原则。传统儒家自先秦开始就一直试图把道义理解为一个绝对的价值标准,这种努力直到朱熹那里才得以真正的实现。在朱熹的政治哲学中,“道义”外化为天理,被提升到了本体论的地位,成为必须服从的“绝对命令”,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到权衡,也绝对不会后退。虽然,现实生活中的人受到“气禀”的影响,会放纵自己的私欲、追逐个人的私利、滥用手中的权力,但是,这些行为由于本身不符合道义原则,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借口都不可能得到正当性的说明;朱熹把人看作是自律的理性主体,他们只有在与自身的私欲和对功利的对抗中,才能使自己的行为与普遍的道德法则相适应;“道义优先”的价值原则要求行为过程本身具有的正当性,而不是以结果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对于个人来说,他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私利而违背道德法则,同样,对于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来说,他也不能为了个人的目的使权力的行使脱离道义的轨道,甚至追求富强这样的目的也不能成为违背道义原则的借口。 在朱熹的政治哲学中,道义问题不仅是如何成为一个符合道德的人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更多地集中在社会政治方面,即什么样的政治才是符合道义的政治。在这方面,朱熹与陈亮之间关于王道与霸道的争论最具有代表性。在传统儒家的政治思想中,“王道”是一个有着特定涵义的术语,一般上说来,“王道”就是符合道义原则的政治,它体现了儒家对于理想政治的追求。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和思想环境中,思想家理解和认识理想政治的路径和方式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与先秦两汉思想家不同的是,朱熹对于“王道”的理解不是诉诸于经验性的历史过程,而是通过对于普遍的道德法则“天理”的理解和把握,来说明什么样的政治才是“王道”,从而试图摆脱先秦两汉儒家王道便是“先王之道”的窠臼。在某种意义上说,朱熹的王道思想标志着传统儒家的政治哲学发展到了新的境界,也是朱熹思想境界的充分体现。 在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辨中,朱熹以抽象的道义原则作为政治的评价标准,认为三代以下的政治都是不符合天理的政治;而陈亮则认为,三代的政治尽管是优良政治,但是三代以后,特别是汉唐时期的政治也是应该给予肯定的政治,不应是古今帝王做到的便是“霸”,而“诸儒”想到的才是“王”。就政治哲学的批判本质而言,朱熹对道义原则的把握显然更加抽象,而陈亮对道义原则的把握却更加贴近政治的现实,这也体现了朱熹政治哲学中的批判主义精神。 朱熹的政治哲学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意义在于,它通过把现实生活的道德原则外化为天理,使伦理问题成为一个形而上问题。然而,朱熹学说中的这种把道德法则看作是外在的客观天理的思想却一直遭到来自心学的挑战,心学把朱熹析而为二的心与理合而为一,从而实现了外在的天理向人的主体意识的回归,从而使政治形而上学问题成为一个主观的问题,这种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朱熹政治哲学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另外,朱熹的政治哲学原生于儒家的思想传统中,其本身也无法突破传统儒家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和政治制度安排,思维水平的提高最终却为不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安排提供了最有效的说明,这表明朱熹的政治哲学在这方面最终无法突破传统儒家的理论藩篱,这也成为近代以来人们对其进行批评的主要原因之一。
【学位授予单位】:南开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9
【分类号】:B244.7;D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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