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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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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革命: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历史性解答

尹峻  
【摘要】:时代与思想是冲击与回应的关系,因此理解思想不能单纯考察它们的概念逻辑,而必须回归思想史,即回归思想者、思想者之时代与思想者之思想分别作为个别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中。这种分析模式提供了对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历史性解答。也就是说,18、19世纪之交的时代性事件刺激了黑格尔,黑格尔关于现实的人、共同防御与国家权力现实统一理论和君主宪政的思想不是君主复辟潮流和军国主义的表现,而是对法国大革命、德意志民族分裂与宪政窘境的理论反应。同样,马克思关于国家批判、消灭私有制的理想与阶级革命思想,是对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困境、工人阶级状况与1848年革命事件的理论反应。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国家法、市民社会理论与现实的人的思想是抽象的,不在于它们自始就是错误的,是所谓的头足倒置的或神秘主义的,这些只构成批判的理论外观,而在于时代的变化使它们变得不再适应变化了的时代,且成为时代的遮蔽,即意识形态。基于此,黑格尔思想表现为从革命到国家的现实历史逻辑,马克思思想呈现为从国家到革命的现实历史逻辑,而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历史性或历史性的关系就是18、19世纪之交与19世纪中叶的时代关系,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划时代性就是对黑格尔那个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的否定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开启。基于此全文分为五个部分: 导言:思想史的回归。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是思想史记述的经典片段,但由于非思想性与非历史性成分的介入,对这段思想史的论述是模式化的,即形式的简单化和内容的意识形态化。这不但不能理解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而且产生了片面、狭隘的学术误解与曲解。理解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必须回归思想史,回归思想者、时代与思想分别作为个别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中。也就是说,人们需要在18、19世纪之交与19世纪中叶的具体历史情境中,理解黑格尔与马克思及其思想关系,把时代与思想者的思想理解为冲击与回应的关系。 第1章:从革命到国家——黑格尔思想的现实历史逻辑。18世纪80年代,工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法国大革命深刻促动了欧洲社会,而黑格尔从革命到国家的思想正是对这一系列事件的理论反应。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开启的现代政治文明反思,使他既接受普遍性自由的原则,又拒绝自由的单纯普遍性及其在法国大革命中人与人相对抗的灾难后果,因此强调人格、市民与公民相统一的现实性;他渴望德意志民族获得法兰西所展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威力,但反思作为一个制造物或契约联合体的国家,因此他既拒绝神圣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拒绝民族国家是一个神圣的基督教会或伦理大家庭,又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崩溃中向往德意志民族通过自身的演化,达到主体与客体、单一体与普遍物相统一的伦理理念的实现——这种实现就是客观精神的外化和神圣性在人间的彰显,是共同防御与国家权力的现实统一,是作为国家的德意志民族的“定在”;同时,这个定在必须是自由的,而自由的实现既要符合德意志民族的传统,如开明君主传统,又要符合时代的自由精神,即法国大革命传播的现代价值,因而他将立法权(代表自由的普遍性)、行政权(代表自由的特殊性)与君权(代表自由的个别性)有机地统一为君主立宪制。以此,黑格尔表达着一个思想者在时代潮流中的“从国家到革命”的民族主义情结。 第2章:从国家到革命——马克思思想的现实历史逻辑。与黑格尔思想发轫的18、19世纪之交相比,19世纪30年代以后(黑格尔逝世于1831年)绝对不再是一个对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持普遍乐观态度的时期。这是一个时代的分界线,尤其因为维也纳会议后英国工业经验在欧洲大陆的广泛传播。在1830年以前,人们还不曾明确地感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至少在英国以外的地区是如此。当整个欧洲还没有被卷入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时候,人们是很难想象马克思的论题的。因此在黑格尔思想中,它所呈现的尽是属于它的那个时代的美好愿景以及受此影响而产生的从资产阶级革命到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理论诉求。欧洲文学作品要到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逐渐关注资本主义兴起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才在一个封建主义束缚被完全打破的世界,反思唯一剩下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才在一个工业社会的雏形中关注无产阶级(黑格尔时代的无产者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城市贫民)的存在问题。1841年,巴尔扎克才决定以“人间喜剧”这一书名有计划地写作反讽贵族衰亡和资产者发迹的金钱罪恶。同时,一批官方或非官方的关于工业社会的社会调查、统计资料等作品开始涌现,这其中有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马克思思想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时代状况,批判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渴望资本主义国家,这源自政治革命在19世纪中叶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他把消灭私有制作为政治理想而不像黑格尔那样以私有财产的所有权作为宪政法权的起点,这源自通过社会生产关系对工业革命的产儿,即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状况的体察;他探索无产阶级的而非资产阶级的革命道路,表达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而不是在封建主义社会中解放“人”的现实愿望。这是一个不同于黑格尔从革命到国家的现实历史逻辑,而是从国家到革命的另一种现实历史的逻辑展现。 第3章:思想史的自觉——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历史性。一种哲学思想是与造就它的历史或“历史逻辑”在现实中的“贯通”分不开的。理解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同样也要在这种哲学与历史或思想与时代的关系中把握,即自觉于思想史,一方面,把思想史理解为思想者(个别性)、思想者之时代(特殊性)与思想者之思想(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另一方面,把思想看做是对时代“冲击”的理论“回应”。 在这种自觉中,首先,黑格尔与马克思面对的是不同的思想的时代。黑格尔面对的是18、19世纪之交的革命时代和1814年君主复辟与反复辟的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马克思面对的是19世纪中叶欧洲大陆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即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这些历史的具体性正好提供了理解两者关系的不可忽视的特殊性维度,既区分了思想的时代的差别,又构成了时代的思想的承继关系。其次,在思想史中,时代是不断冲击思想的、变幻的历史时空。不同思想间的差别就在于历史时空的差别。在这差别中,黑格尔与马克思间异乎寻常的思想命运得之于时代:时代为思想提供了力量,思想为时代开辟了道路。如果这被开辟的道路能够为时代所接受,那么首先是由于历史内在必然性注定需要这样一种思想来对时代加以把握。就黑格尔而言,只要一个民族深处于类似德意志那样的危亡之境,这个民族就需要它的思想者以自身的全部思想能量谋求一个实体性的民族国家;同样,就马克思而言,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处在革命时代的思想者就会认为,即便那个国家是实体性的,那也不过是历史中的,而不是现在的,因为现在那个国家的实体性要使广大的(在黑格尔的时代还谈不上“广大”)工人阶级屈从于资本逻辑和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欲望。 最后,思想的时代的相续性与时代的思想的差别为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提供了历史性的解答。不是逻辑泛神论,而是历史现实性,才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第一前提和动因;不是黑格尔主宾颠倒没能说明世界的困境,而是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的现实困境、工人阶级贫困状况在19世纪40年代凸显出的社会问题和1848年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需要(这些都还不是黑格尔那个时代,即18、19世纪之交欧洲的历史现实),才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现实目的与最终结果。同样,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也不仅仅是因为后者为了替现状辩护而把哲学限制在研究过去和现在(黑格尔反对的仅仅是独断论和空想而并没有剥夺哲学家探讨未来的权力),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黑格尔思想表达的是资产阶级在18、19世纪之交的现实要求,然而在19世纪中叶,变化了的世界已经产生了与原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相分裂的历史性力量,即使黑格尔思想失去了原有的理论张力,此时再用这种思想把握世界无疑就等于用哲学的名义来施舍残羹冷炙。这种历史性力量提供了理解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出发点。它将说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不仅仅是实践哲学与哲学实践或思辨哲学与哲学思辨的斗争,而是现实同它的变化了的自身的斗争,是现实同它的现实的困境的斗争。如果自由主义维护经济自由和私人利益就是把资本主义物质关系从封建特权关系中以张扬权利平等的革命形式解放出来,那么批判和革命地改造资本主义国家及其背后的物质关系就是在变化了的具体性和现实性中解放人,并达到人的解放。前者是黑格尔思想的从革命到国家的现实历史逻辑,后者是马克思思想的从国家到革命的现实历史逻辑,而18、19世纪之交与19世纪中叶的时代关系就是黑格尔与马克思关系的历史性或历史性的关系,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革命性就是对黑格尔那个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的否定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开启。 结语:告别纪念哲学。把握历史的具体性和现实性是理解思想的前提。这个前提要求人们告别那种带有“一般预设”的、表达主观愿望的纪念哲学,回归思想史,并自觉于思想史中思想者(个别性)、时代(特殊性)与思想(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在这里,不同时代间的矛盾将通过不同思想间的矛盾得到表达,不同思想间的矛盾将通过不同时代间的矛盾得到解决。也就是说,思想之谜是时代之谜的呈现(知其然),时代之谜是思想之谜的解答(知其所以然)。黑格尔与马克思间的思想纷争是不同时代间的历史性纷争,后者对前者的超越是历史性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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