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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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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诈骗型非法集资犯罪范围研究

范淼  
【摘要】:非法集资犯罪中罪与非罪的边界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与探讨的焦点。这个问题集中表现在非法集资犯罪中除集资诈骗罪外的其他犯罪类型的刑法规制上,所以本文将集资诈骗罪从非法集资犯罪中剥离开来,专门研究非诈骗型非法集资犯罪问题,力图明确和合理划定合法的民间融资行为、越轨集资行为与非诈骗型非法集资犯罪之间的界限。在集资行为中构成犯罪的行为与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之间的区别在于危害性程度的不同,这种危害性程度通常根据集资行为的特征来衡量。如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提出,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是衡量集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集资犯罪的标准,但理论和事实证明在这种标准适用下我国非诈骗型非法集资犯罪的刑事立法规制具有犯罪本质难以被解释、犯罪范围不合理和不确定的缺陷。造成这种缺陷的原因在于行为危害性程度的衡量标准不具有科学性,没有认识到法律规制集资行为的根本所在。集资行为是一种金融行为,具有天然的风险性,法律对集资行为的规制实际上是对集资行为风险的监管,刑法是最后的监管手段,只有集资行为风险最高的集资活动才应当由刑法来进行治理和处罚,所以集资行为风险才是衡量行为危害性程度的标准。因此本文基于集资行为风险的视角,通过使用历史分析、规范分析、实证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寻求构成犯罪的集资行为风险程度的适当标准,并形成非诈骗型非法集资犯罪范围的合理规划方案,在此基础上对非诈骗型非法集资犯罪的刑事立法进行了修正。 本文分为绪论和正文两个部分。绪论中,本文依次介绍了论文的研究意义、既有文献的研究热点分布和前沿方向、论文的主要创新内容、论文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论文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对本文的中心概念——集资行为风险和非诈骗型非法集资犯罪进行了本体释义。在对集资行为风险的释义中,首先对本文的中心关键词“集资”进行界定,并将其他与之相近和经常被混用的融资、民间金融和民间融资概念加以厘清,以避免概念误用对问题研究的误导;同时本部分还对集资行为的分类结构进行了分析,依据是否通过金融中介进行集资的方式不同将集资行为分为直接集资与间接集资,直接集资形式主要包括金融证券形式的集资、企业内部集资及民间借贷型集资,间接集资形式包括民间合会、地下钱庄、P2P网络平台、集资中介人以及其他以资本运营为目的的集资活动。在集资释义的基础上,笔者对集资行为风险的产生和具体含义进行了分析,并对本语境下集资行为风险予以界定。在非诈骗型非法集资犯罪的释义中,本文对非法集资犯罪中所包含的罪名范围进行了筛选,并最终确定了我国目前非诈骗型非法集资犯罪所包括的四个罪名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权罪、欺诈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权罪、擅自发行基金份额型的非法经营罪。 第二章对我国非诈骗型非法集资犯罪的法律规制进行了全面考察。本章首先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对我国非诈骗型非法集资犯罪法律规制历史演进脉络进行了梳理,从中可以观察到我国法律规制从空白、萌芽到初步设置、体系性确立直至体系性完善的过程。其次,本文对我国非诈骗型非法集资犯罪的法律规制现状进行了具体分析,列举了我国目前规制非诈骗型非法集资犯罪的刑法前置性规范与刑法本体性规范,并在此基础上对非诈骗型非法集资犯罪的法律规制体系进行了系统化梳理,以便清晰地展现非诈骗型非法集资行为的刑法规制范围。根据梳理结果,单从静态和表层观察,我国目前非诈骗型非法集资行为的刑法规制体系较为完整,入罪操作性较强,能够在司法中直接适用。但从动态和深层的角度进行忖度和思考,会发现该体系中的非诈骗型非法集资犯罪在犯罪性和犯罪化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非诈骗型非法集资犯罪目前以抽象危险犯的样态存在,法益侵害说和规范违反说都无法完美地解释该罪的犯罪本质,这就可能会使不具有明显犯罪性的行为在形式上被认定为犯罪。在犯罪化方面,非诈骗型非法集资犯罪圈范围具有明显的不明确性和不合理性,集资“灰色地带”和民间融资行为的过度犯罪化正是该问题的直接体现。 于是,本文在第三章提出了以非诈骗型非法集资行为的风险程度大小来确定非诈骗型非法集资行为刑法规制范围的观点。集资行为风险对非诈骗型非法集资犯罪范围的合理规划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刑法作为集资行为的监管手段之一,应当通过集资行为的风险衡量来对集资行为进行实质评价,根据不同类型集资行为的风险程度不同判断行为危害性的严重程度,将其分别以不同层次的立法体系予以规制,形成一种梯度化的立法规制机制。由此,对不同类型集资行为的风险程度判断是合理规划非诈骗型非法集资犯罪范围的基础。本章提出,集资行为风险的衡量应当从集资对象是否特定、集资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以及集资用途的内容三个方面来考察。为了证明这个三个考量因子能够成为衡量集资行为风险的标准,本章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和建立样本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这两种实证研究方法对三个考量因子的适用效力予以证成。最终,非诈骗型非法集资行为根据集资行为风险程度的不同被划分为四个风险等级,第一等级到第四等级的集资行为风险是逐级递增的,其中的集资行为也应当以梯度化的形式被法律所规制。 第四章在以集资行为风险为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对非诈骗型非法集资犯罪的范围做出了一个合理的规划方案。首先,本章从影响非诈骗型非法集资犯罪范围规划的因素入手,了解非诈骗型非法集资犯罪范围规划的应然方向。目前我国刑法对非诈骗型非法集资犯罪的规制在价值定位和政策定位中主要倾向于金融安全和金融管理本位的结论,而非诈骗型集资行为的经济有益性、不可避免性、被害人的过错性以及现有社会制度的缺陷和刑法谦抑性均要求其刑法规制范围的限缩。因此,本文倾向于金融自由和金融交易本位的立场,对非诈骗型非法集资犯罪的范围进行限缩,对其中各类型集资行为进行一定的立法改造。将针对不特定对象进行的以实业生产经营为目的的、在集资过程中没有采取欺诈手段的集资行为,改造为只有发生了具体侵害结果才能构成犯罪的结果犯;将针对不特定对象进行的以实业生产经营为目的的、在集资过程中采取欺诈手段的集资行为,针对不特定对象进行的以高风险投资或货币资本运营为目的的集资行为,改造为以具体危险状态的发生为入罪条件的具体危险犯。 在具体方案的实施上,将没有运用欺诈手段的针对不特定对象以实业生产经营为目的的集资行为作为变相发行证券的行为纳入“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的规制范围内;将运用欺诈手段的针对不特定对象以实业生产经营为目的的集资行为以增设“集资欺诈罪”的形式进行规制;将针对不特定对象以高风险投资或货币资本运营为目的的集资行为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制对象。由此,欺诈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非法经营罪、集资欺诈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五个罪名构成了非诈骗型非法集资犯罪的刑法规制体系。
【学位授予单位】: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5
【分类号】:D9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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