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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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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实践探索及路径分析

孙天宇  
【摘要】:近年来,由于北极气候环境的变化以及北极冰雪消融的速度加快,北极地区的战略地位、能源储备以及商业价值逐渐被各国所关注。尤其是被寄予厚望的北极航道,将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黄金水道”。以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冰岛为代表的北极国家利用北极理事会主导着北极事务,一方面对域外参与者挥舞着北极版“门罗主义”,排挤域外参与者;另一方面也加紧对北极地区争夺,相互之间摩擦不断。中国于2015年将北极地区纳入到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新疆域”,将中国参与北极事务赋予了更多的国家安全意义。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始于科学研究,自1999年至今,中国已经对北极进行了7次科学考察,一举奠定了北极科研大国的地位。为了更好的参与北极科研以及其他北极活动,中国向北极理事会提出成为理事会“观察员”的申请,以获得“合理”的北极身份,在经过6年的努力之后,中国被正式接纳为理事会“观察员”,为将来深入参与北极事务打下基础。同时,中国也着手推进北极的开发进程,以双边合作的方式,参与北极资源的开发。试航北极航道是中国在北极地区活动的另一个重点领域,虽然尚处于初级阶段,但总体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合法性、必要性和义务性是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三大动因。从合法性角度出发,中国参与北极事务,首先是《国际海洋法公约》赋予中国的权力,《斯瓦尔巴条约》缔约国的应有权利以及国际海事组织的A类理事国的合法权利;其次是基于国际条约与合作协议的规定,如中国参与的有关北极濒危动物保护条约、涉及北极科研的《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章程条款》以及双边合作协议,这些都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提供了合法途径。从合理性的角度出发,首先,中国是北极气候变化的受害国之一,北极气候变化不仅导致中国灾害性天气增多和海平面上升,而且还增加了中国北极科研与开发的风险;其次,中国在北极地区有着资源、航运与安全三大利益诉求,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也有必要将北极治理作为参与北极事务的重要内容。从义务性的角度出发,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既是作为负责任大国应尽的义务,也是作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应尽的义务。中国参与北极事务面临着多重困境。由于北极理事会在北极事务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程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参与北极理事会的程度。但由于理事会机制的不完善以及排他性的存在,导致中国参与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境。首先是“鼓励参与”与“严格限制”的参与机制性的困境,加剧了北极国家与域外国家的矛盾。其次是内部治理机制的困境,包括“软法”性基础与“硬法”性需求的现实性困境以及垄断与弊病并存的机制性困境,导致域外国家始终无法在北极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次是大国博弈带来的利益困境,一方面体现在北极域内国家的利益困境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域内与域外国家的利益困境;第三是中国参与的身份困境,主要表现为中国对现有北极机制的多元认同,导致参与身份始终无法准确定位的困境,以及身份定位困境所带来的战略选择困境。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三种路径选择。本文将以发展的视角,将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秉持务实态度,融入北极治理的近期路径;二是重视域外国家,寻求多元合作的中期路径;三是推进机制改革,参与体系建构的远期路径。根据中国参与北极的初期、中期、远期三个阶段的不同状况,制定与之相适应参与路径,在争取北极理事会认同的同时,逐步加强同域外国家的合作,提升域外国家在北极事务中的话语权,逐步推进北极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
【学位授予单位】: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7
【分类号】:D993.5;D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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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天宇;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实践探索及路径分析[D];吉林大学;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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