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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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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与可持续性研究

王伟强  
【摘要】:财政政策是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但关于财政政策效应在宏观经济领域一直饱受争议,凯恩斯学派与古典学派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始终持有不同观点。自Giavazzi和Pagano(1990)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具有非凯恩斯效应以来,传统凯恩斯理论便受到极大挑战,同时促使一些学者开始从非线性视角解读财政政策效应产生分歧的根源。研究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有助于政府准确把握财政政策在不同时期或阶段的效应类型与作用力度,并依据宏观经济运行特征及时制定恰当的财政政策,进而提高财政政策调控的有效性与针对性。为了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和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政府通常会实施赤字财政政策,而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持续攀升易于诱发财政风险,甚至导致财政政策不可持续。鉴于财政政策可持续性是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的必要条件,为此,在论证财政政策存在非线性效应的同时,亦有必要从非线性视角重新考察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研究了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形成机制、财政政策冲击效应的非线性特征以及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三方面内容。首先,本文从消费者异质性和经济周期波动视角对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微观与宏观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通过将居民划分为李嘉图式消费者和拇指规则型消费者两种类型,构建了一个新凯恩斯DSGE模型,实证考察了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与居民消费异质性的关联作用。经过参数校准和数值模拟,结果发现,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作用取决于消费者结构,随着居民中李嘉图式消费者比重的上升,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会逐渐由凯恩斯效应向非凯恩斯效应转变,从而产生了非线性效应;在不同消费者结构下,政府支出对产出始终保持正向影响,符合凯恩斯效应;但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负向影响,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考虑到财政政策效应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经济衰退时期和经济扩张时期)通常会发生显著差异,本文基于STVAR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联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周期波动导致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产生了非线性效应,但政府支出对产出和私人消费并不存在非线性效应。当经济衰退时,政府税收对产出、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的作用方向在短期和长期恰好相反,但作用强度明显大于经济扩张时期,并且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政府税收对产出和私人消费具有非线性效应。政府消费对产出、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的作用动态与政府总体支出的冲击响应较为类似,但政府投资对产出、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的动态影响与政府消费差别较大。其次,在探究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微观与宏观形成机制基础上,本文又分别从全国和地区层面对财政政策冲击效应的非线性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从国民经济多个部门广泛选取变量,构建tvp-sv-favar模型对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我国财政政策冲击效应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但财政政策对产出只有短期影响,没有长期影响,其中政府支出对产出表现为凯恩斯效应,而政府税收对产出产生了非线性效应。财政政策对私人需求同时具有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其中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存在非线性效应,而政府税收对私人消费具有非线性效应,对私人投资仅有凯恩斯效应。与此同时,利用地方政府规模作为转换变量,通过构建pstr模型对地方政府支出与其产出增长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整体上政府支出对产出增长具有显著的门限效应,在政府规模达到16.841%前后,政府支出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政府支出对产出增长的凯恩斯效应会逐渐弱化。我国大多数地区的政府规模仍然处于合理区间,政府规模过度膨胀的省区基本分布在西部地区。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随着政府规模的变化,政府支出对产出增长的影响会在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之间发生转换,在西部地区,政府支出与产出增长之间关系的非线性变化特征与全国整体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就政府支出类型而言,政府消费对产出增长同样存在显著的非线性效应,当政府规模逐步扩大时,政府消费对产出增长的影响会从凯恩斯效应变为非凯恩斯效应,但政府投资对产出增长始终表现为非凯恩斯效应。最后,鉴于我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真实存在,这意味着财政收支的调整过程同样具有非线性特征,继续采用传统的线性协整方法展开研究,便不能深刻揭示我国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实际状况。为此,本文在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理论框架下,分别从全国和地区层面,基于非线性协整方法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进行了实证检验。与门限协整模型相比,时变协整模型能够更加精准的捕捉到变量协整系数的时变特征,本文通过构建时变协整模型对我国财政收支协整关系检验后发现,我国财政政策具有弱可持续性,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不但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且协整系数始终介于0到1之间。根据时变协整系数的变化特征,在分税制改革之后和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时变协整系数曾出现大幅下跌,表明财政收支关系受到过强烈冲击;而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和经济“新常态”时期,时变协整系数表现平稳,基本维持在0.9以上,财政收支关系并未受到显著影响。在从全国层面考察我国财政政策可持续性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运用结构突变与截面相关面板协整模型研究了我国地方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结果表明,在考虑面板数据结构突变和截面相关性特征情况下,地方财政政策仍然具有弱可持续性,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同时基于dols方法得到财政收支的协整系数估计值为0.444。根据各地区财政收支关系结构突变时点估计结果,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对地方财政收支关系存在广泛影响。此外,非参数granger和异质性面板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均显示,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都具有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财政收支关系符合“财政同步假说”,为了保障我国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当政府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时,应同时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方面入手采取对策,将财政失衡逐步调整至财政均衡。综合上述研究,本文首先从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形成机制出发,分别基于微观和宏观视角探究了消费者异质性和经济周期波动与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关联性;然后从全国和地区层面,依次检验了我国财政政策冲击效应存在的时变特征和门限特征;最后在证实我国财政政策具有非线性效应的前提下,进一步考察了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
【学位授予单位】: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7
【分类号】:F224;F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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