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兴与当代诗歌研究

【摘要】：比是比喻或类比,暗示言外之意。兴有时候兼有比喻的功能,但是重点在发端起头,引起下文。不管是以此物比喻彼物,还是以此物引起彼物,都是所言在此,所指在彼。言此及彼,正是比兴的话语模式。长期以来,大到社会言论空间的构建,小到文本的经营,中国文人都无法摆脱比兴的话语模式。这一点,在中国当代诗歌中,表现非常明显。 本文共有四章： 第一章,梳理传统的比兴诗学,从社会批评和审美表达两个方面,介绍比兴。比兴观念深入人心,和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相关。刺不斥言,谏不直谏,中国文人在发表社会言论时,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这是修辞的需要,更是君父之道、礼教要求。通过比兴,中国文人托物言志,在鸟兽草木的自然景观之上,建构了儒家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但是,当鸟兽草木、日常生活成为符号,被绑架在价值观念系统中时,就必定意味着另外一种诗学的出现。这时候,比兴成为人们耽于审美、咏叹生命的方式。一方面,诗人们通过比兴开发了语言的言外之致,在雕章琢句的艺术创造中获得了审美的愉悦；一方面,言此及彼的话语模式应和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所言在景、在物,所咏在情、在我,情景交融,物我合一,在与自然的对话中,诗人获得了生命的启示。 第二章,“十七年”时期的比兴研究。从社会话语空间来看,“十七年”时期,国家完成了“理”的统一与“礼”的规范,各种现实际遇,都让知识分子不自觉地回归历史,重新捡起传统的话语方式。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美刺讽谏,成为文人发表社会言论的主要方式,鸟兽草木,成为诗人发表社会言论的语言屏障。对流沙河、艾青等人的批判,反映出国家对“鸟兽草木”的警惕；而“百花齐放”结束之后,郭沫若写作《百花齐放》,则是知识分子驯服“鸟兽草木”,建立安全的诗歌话语的体现。从审美层面来看,“十七年”时期,从改造民歌开始,比兴被绾结到新时代的诗教建设中,这意味着比兴在审美层面的内涵,将日益消失,本文从语言、意境以及自然、自然人性等方面,探讨了比兴缺席的原因。 第三章,朦胧诗与比兴研究。文革结束后,诗人们纷纷以诗为谏,延续美刺讽谏的话语方式。但是,这注定是最后的“诗谏”,从社会层面来看,国家逐渐告别了频繁的政治运动,走上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从诗歌的发展来看,“朦胧诗”的兴起,表明诗人主动地摆脱了“谏者”的角色,以个体的立场介入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委婉表达,不再是讽谏的需要,而是艺术的需要。温柔敦厚的美学原则正式终结,新的美学原则逐步确立。与此相应,比兴也从“比喻”和“发端”的修辞中破茧而出,和通感等现代修辞结合融通,成为诗人酿造诗意、感应自然的方式。 第四章,第三代诗歌与比兴研究。比兴诗学的发展,和中国“诗言志”的传统紧密相关。从意象构成来看,“象”是鸟兽草木,“意”则是“志”的家族成员；从诗人的人格结构来看,日常生活是此岸,精神信仰是彼岸,言此及彼,正是中国诗人用诗歌建构精神家园的方式。虽然所言之“志”截然不同,但是,“十七年”诗歌和“朦胧诗”共享了托物言志的诗歌遗产。“朦胧诗”之后,“彼岸”建筑颓然倒塌,诗人们陷入到无“志”可言的尴尬境地,在此情况下,“第三代”诗人开始经营“此岸”的诗歌。在微观层面,第三代诗人去意存象、靠近能指,在意象和语言的构成上,颠覆传统的写作方式；在宏观层面,第三代诗人背离了他们的前代人、以及同代人面对彼岸、面向远方的创作姿态,倡导回归肉身、回归生活现场的诗歌观念。 通过以上内容,本文超越修辞,从话语模式、思想演变的角度,探讨了比兴诗学在当代诗歌中的发展,呈现了当代诗歌在比兴影响下的焦虑,也揭示了上个世纪末期以来,诗歌所面临的尴尬处境。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2
【分类号】：I2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