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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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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本《老子》四英译本的三维审视

冯晓黎  
【摘要】: 21世纪是东西方文化交往与对话的时代。中华民族5000年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深深吸引了西方世界眷注的目光。弘扬中国文化,并将其翻译、介绍给世界,成为翻译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任务,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典籍英译即把中国典籍翻译成英文,它构成了文化传播的重要方面。 翻译学由批评批评、翻译理论和翻译史共同组成。翻译批评在整个翻译研究领域里不可或缺,它起到了沟通翻译理论与实践、沟通翻译实践与社会接受之间的桥梁作用。翻译批评是对译者、译作和翻译过程全面的评价,是从翻译的社会性、文化性和历史性等层面,对包括文化差异、语言转换性、创造性、方法、手段、作用和影响等各方面的分析。翻译批评具有多种功能,具体体现在分析译文文本、构建翻译理论和指导翻译实践上。通过翻译批评,读者可以更好地欣赏译作,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译作产生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和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观念和翻译方法。简而言之,翻译批评对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翻译批评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和标准,因此应该遵循开放的翻译批评原则。建立一个系统的、合理的文学翻译批评体系是评定译本的有效模式,其必要性和重要性自不待言。有效的批评体系可以丰富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 笔者之所以选择典籍英译研究,除了其重要地位及个人兴趣外,还因为先前的相关研究成果仍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研究者们的描述和分析还不够系统。典籍在时空上的巨大距离,给译者造成了诸多困难,因而过去的翻译研究也远不够充分。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是儒、道、释三位一体的综合体,其中儒、道二家不但是纯粹的中国本土文化,而且也是中国最早、最重要的两派思想。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肯定。在目前的文化环境中,道家哲学似乎对西方人有着更强的吸引力。由此,本课题优先考虑道家文本。笔者从道家典籍中选择了《老子》,它既是道家思想流派的代表作,同时又具有较高的文学成就。通过对《老子》文本英译的描述性研究,可以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传播和接受等情况,并从中观察古籍英译的某些共同特点和现象。 《老子》问世以来,引起中国历代学者对其研究,相关的书籍种类繁多,确切多少,实难估计。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参考书目有262种。对《老子》的研究概括起来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注重对《老子》的版本校释、字意的训诂;一种是注重《老子》的思想内涵,从政治、社会、军事、天文、哲学、美学、医学、生态、修身养性等多方位进行探寻。早在一千三百五十多年前,老子的书就被译成外国文字,那是唐玄宗时代,高僧玄奘与道士成玄英等将《老子》译为梵文。从现有的资料看,第一个英译《老子》的中国人是胡子霖(HU TSE LING),其译本于1936年出版。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出土之后,国内有汪榕培和Puffenberger(Wang Puffenberger 1991)合作的《英译老子》。 老子的思想不仅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而且对日本、西方也产生过不可忽略的重大影响。最晚在隋代,《道德经》一书就传到了日本,20世纪的日本学者对老子也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出版了近百部专著。西方人开始接触《老子》应该是18世纪。20世纪50年代后,荷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西班牙、捷克、希腊等国相继有《老子》译本问世。汪榕培先生称,《老子》在国外已有百余种英译本。《老子》英译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18世纪——19世纪),将《老子》与基督教教义进行对比。第二个时期(1915年——20世纪70年代),将《老子》用作批评西方思想和价值的工具,尽力使之符合西方当时的需求。第三个时期(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这时的翻译转向为直接建立在中文文本理解之上的解释而尽力避免任何的调适。1884年,伦敦出版的鲍尔弗的《道书》是最早的英文译本。帛书《老子》甲、乙本出版后,国外英译帛书《老子》比较著名的有刘殿爵的《中国经典:道德经》(Chinese Classics: Tao Te Ching) (Lau 1982)、韩禄伯《老子德道经:根据新出马王堆帛书的新译本》(Lao-tzu Te-tao ching: A New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Ma-wang-tui Texts)(Henricks 1989)、梅维恒的《道德经:关于统一与道的经典》(Tao Te Ching: The Classic Book of Integrity and the Way)(Mair 1990)。参考帛书《老子》翻译的国外的英译本有Michael Lafargue的The Tao of the Tao Te Ching (1992)、Ursula K. Le Guin的Lao Tzu Tao Te Ching (1997)。 《老子》又称《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哲学著作,其历史久远,内涵丰富,千百年来,在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对中国哲学、文化、宗教、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老子》一书的作者为老聃(春秋时代楚国苦县人,公元前585年至公元前500年左右)。全书仅五千多字,由81个简短篇章构成,前37章位卷上,后44章为卷下(有的版本卷上题名《道经》,卷下题名《德经》)。《老子》不仅是一部哲理深刻的哲学经典,也是一部辞意隽永、用词精炼的哲化诗。博大精深的《老子》吸引着无数国内外学者不断地对它做出新的阐释,以期探索其真意,领悟其精华。《老子》是公认的除了《圣经》以外,翻译版本最多的著作。不同时期、不同国籍的译者留下了许多见仁见智的译本,为《老子》在世界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编辑出版有多个不同文本的古代文献,应当选择最接近原著原来面貌、最少受到后人篡改的文本作为底本,这是版本学最基本的一条原则。翻译古代文献,也应当遵循同一原则。世传《老子》版本繁多,这些传本历经多次传抄、刻印,脱文、衍字、错字、换字和章句错位等现象严重,已不同程度失去其祖本的原貌。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尽管也存在当时一般抄本难免的错误,但较多地保留了《老子》的原貌。比帛书本年代更早的竹简《老子》,虽然学术价值很高,在内容上却远不如帛书《老子》丰富,不可取代帛书《老子》。由于帛书本早于世传本的祖本,又较多地保留了古本《老子》的原貌,就应当以帛书本作为源本,因此只有以帛书本作为源本,参考世传本(前述第三种做法)才符合版本学的基本原则。依据这种做法比较成功的有刘殿爵(Lau 1982)、韩禄伯(Henricks 1989)、梅维恒(Mair 1990)以及汪榕培和Puffenberger(Wang Puffenberger 1991)四个译本。本文将对这四个译本进行比较研究。 刘殿爵的译本《中国经典:道德经》(Chinese Classics: Tao Te Ching)于1982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译本同时提供原文和译文的对照本,中文部分全采用繁体字版。这个双语译本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的英文文本是王弼本早期译本的再版。第二部分是对马王堆帛书《老子》的英译。刘译力图保持原作结构及音美,基本上可以说是既信且美。有时为避免译文呆板凝滞,刘译也从句子的构造、行文的语气方面作出一些变化。刘译遵循了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大多采用“归化”的方法,能够为一般的英美读者所接受。刘殿爵的译本是成功的,其译文明白晓畅,内容忠实于原文,文字表达凝练,风格鲜明“传神”,读起来让人觉得是一种享受。 韩禄伯(Robert G Henricks)的译本《老子德道经:根据新出马王堆帛书的新译本》(Lao-tzu Te-tao ching: A New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Recently DiscoveredMa-wang-tui Texts)于1989年由纽约白兰汀出版社出版。此书从1989年至1993年,短短的五年中在欧美诸国连出七版。该本也是中英文对照。译本有个总论,是面向非专业读者的。正文的第一部分是全新的《老子》译文,主要是马王堆帛书乙本的翻译,面向普通读者。这部分译文,与文献学的注释、解释性的评论和经作者订正了的两种帛书的中文释文一起,重刊于正文第二部分,“面向专业性的读者”。译本自身的重要特点是每章下面附有长篇脚注,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理解译文和接受原文,这同时展现出译者较好的哲学功底。韩译尽可能采取地直译,避免增字,每多妙趣。译者将原文的诗体译为散文体。对某些语句的翻译,韩译颇得原文三昧;在对于原文的理解上,亦有独到之处。对于众说不一、有争议的文字,韩译按传统理解、依世传本文字而译,以求稳妥。 梅维恒(Victor H. Mair)的译本《道德经:关于德与道的经典》(Tao Te Ching: TheClassic Book of Integrity and the Way)于1990年由纽约Bantam丛书出版。该译本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它的格式。为了体现古汉语文本的语言结构,梅维恒在文字的编排上作了精心的设计。该译本各章的排列顺序完全遵照马王堆帛书《老子》手抄本的章序。梅译多采用地直译,尽力保持原作面貌,但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对古汉语的理解的困难,也出现了逐字死译的情况。梅译兼用意译或省略的方法,对原文作较为正确的融会贯通。总体看来,梅译全文表达较准确,译笔较流畅,与原文风格较统一。 汪榕培和Puffenberger的译本《英译老子》于1991年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个双语英译本以马王堆帛书本《老子》甲本为源本,以多种世传本为校正本。汪教授译经就译经,未作长篇导论,也未加注解诠释,而是在竭尽全力忠实于原文文意与主旨的同时,把这个古本翻译成易于理解的现代英语。汪教授的翻译标准,只有四个字,更确切地说是一条四字成语——“传神达意”。他反对直译、主张意译,不得已时取神舍形,译那些潜藏在字里行间的深层信息,而非表面意义,译文用词简练,显出洁美。在归化和异化之间,汪译选择后者。汪教授学识渊博,对老子学说有精湛研究,加以英语造诣很高,中文根底深厚,所以译来得心应手,臻於信、达、雅之境。他的《老子》译本绝对是上乘之作,其文字浅显、流畅,对原文的理解比较细微、精确。不愧为汉籍英译的经典,堪称最佳译本之一。 《老子》译为英文,其困难第一是原文版本问题,文本的复杂性大大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因此,正确的理解原文是成功翻译这一著作的第一步。 第二是如何完成对原文内容的再现。《老子》由古汉语写成,其表达不够清晰,与现代汉语有相当大的区别。由于汉英文化的差异,文中的哲学术语、通假字和多义词,成为译者需要跨越的障碍。对文化现象的处理或翻译,目前多半采用归化和异化 (音译+注释)两种方法。 第三是怎样达到对原文形式的重塑。《老子》运用了大量修辞格来阐述矛盾对立的概念。《老子》八十一章,几乎每章都涉及到修辞格。《老子》的辞格运用,既给我们展示了上古修辞实践的范例,又有利于哲学观念的阐述。本文分析了《老子》中大量使用的排比、对偶和回文句式的翻译,这也是翻译的难点和研究的重点。由于汉英语言结构的差异,翻译时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直译、意译或弥补法,亦可采用转换形式或调整结构的变通方式。 第四是如何移植原文的风格,同时兼顾现代读者审美习惯,这更是重点、难点。文体风格既与文章作者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相关联,也与作者的艺术个性与审美追求相关联。《老子》的语言风格独具特色,对于译者而言,既要再现原文的内容,重塑原文的形式,又要保持原文的风格实属不易。是集中表达原文的实质内容,还是要尽力兼顾原文的风格韵味;是把读者带回中国古代还是将原文带到现代世界,须由译者作出选择。 纵观国内外翻译研究的历史,传统翻译批评主要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印象随感”式。评论者只依靠自己阅读译本的直觉印象作出价值判断,褒贬没有充分的依据。其结果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另一种是“寻章摘句”式。批评者强调一章一句的对应和得失,却置整体于不顾。其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笔者建构了一个三维翻译批评模式,即由“内容”、“形式”和“风格”三个维度构成的一个全面的评价体系。三维研究模式呈现出一个“全景式”的文学翻译批评模式,具有合理性与可操作性。综合“内容”、“形式”和“风格”三个方面,译本能够得到客观的评价。本文以帛书本《老子》的四个英译本为案例,分别从内容、形式和语言风格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和全面剖析,阐释社会、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及其对译者选择的影响,并验证本文所提出的批评模式的有效性、可操作性与可行性。本文提出了比较研究的新视角。这是本研究的重要性,也是对翻译批评理论的发展。 本研究的范围包括评价翻译、解读翻译现象、分析译本、方法和技巧等各方面。笔者并不是简单地对译本作出“正确”或“错误”的评判,尽管一些译文并非完全对等或忠实于原文。通过对目的语文化语境和语言语境的分析,笔者发现了译者的翻译策略及其选择偏离常规的原因。 本文采用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方法。各章安排及内容简述如下: 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交待了论文的起因、研究目标与方法、写作思路及结构安排等。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介绍国内外老子、《老子》思想与《老子》英译研究的概况、传播、现状及影响。第三章是说明选择帛书本《老子》四个英译本的原因与各译本简介。第四章为本研究批评模式的建构及其可行性。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分别从批评模式中的内容、形式和风格三个维度出发,揭示四译本对原文内容的再现、对原文形式的重塑和对原文风格的移植;验证本论文批评模式的客观性、整体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展现各译本的不同特点;观察和探讨典籍英译过程中的某些共同现象与问题,并以此深化我们对古籍英译的理解。第八章是结语,主要是回顾和总结本研究,并指出该课题的意义及其有待探讨的问题。
【学位授予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7
【分类号】:H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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