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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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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中的目的犯问题研究

金华捷  
【摘要】:目的犯是世界各国和地区刑法典中一类颇为常见的犯罪,目的犯理论也是刑法学中一个较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德日刑法学界以犯罪论体系的发展为契机,在数代刑法学家的苦心孤诣下,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硕的理论成果。尤其是在目的犯的基础理论方面,德日目的犯刑法理论为后世目的犯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的目的犯理论虽然以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见长,但是,在基础理论的厚度、深度和广度上却略显不足。对此,我国刑法学者本着“西学东用”的思想,试图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借鉴德日目的犯刑法理论的成果,弥补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的缺陷。这些研究活动确实取得了很多颇有价值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却出现了水土不服、难以嫁接的窘境。在宏观层面上,我国刑法学者的研究思路、研究倾向、价值取向与德日刑法学者就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微观层面上,我国的犯罪论体系、刑法概念、刑法术语都和德日刑法理论存在很大不同。这些差异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将德日刑法中的目的犯理论研究成果直接移植到我国目的犯理论体系中,并将其直接适用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活动中。差异需要趋同,鸿沟需要消除,我国的目的犯理论研究不仅需要学贯中西的研究者,更需要翻译人和转化人,将两种不同地域的理论加以融合和贯通。除此之外,目的犯理论也是一块开放性较大的研究领域。在目的犯认定过程中,司法机关不仅要对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进行定性,也要对罪数形态、故意犯罪停止形态、共同犯罪等问题加以认定。在刑法理论的运用过程中,目的犯刑法理论不可避免地会与罪数认定、故意犯罪停止形态、共同犯罪等理论存在交叉现象。因此,我们需要以目的犯的固有特征为依托,结合罪数形态、故意犯罪停止形态、共同犯罪等刑法原理,对目的犯理论中的罪数形态、故意犯罪停止形态以及共同犯罪等问题加以研究。鉴于此,本文尝试以比较研究的路径,将德日目的犯刑法理论与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加以融合;运用历史分析、演绎推理等思维方法,将经过“翻译”和转化的目的犯理论运用于理论研究;梳理和总结目的犯在罪数认定、故意犯罪停止形态和共同犯罪领域的疑难问题,并进行深化研究;以期为理论研究抛砖引玉,为司法实务提供借鉴。根据内容布局,本文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目的犯的概述,分析目的犯的概念以及目的犯与倾向犯和表现犯的关系,梳理和评析目的犯的理论沿革和发展,比较研究德日和我国的目的犯刑法理论,并对目的犯进行分类。目的犯,是指以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某种特定目的作为成立犯罪的要件或是法定量刑情节的犯罪。不真正目的犯理应属于目的犯的范畴。倾向犯,是指行为者所表现某种主观的倾向,为法对于外部的行为所要求的有意义的意欲,并由于行为者有无此主观的倾向之表现,对于外部行为违法性有无及强弱产生影响的犯罪。文章认为,在我国传统刑法理论框架下,目的犯和倾向犯没有必要作严格区分。两者的创立初衷、本质特征、在犯罪认定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目的”和“倾向”的字面含义都具有高度相似性。表现犯,是指行为者本身的精神现象,表现于外部的行为之犯罪。其特征在于“行为人以一定的方法(例如以歪曲方法)表现其内心所引起之精神现象于外部,即这类犯罪是否成立主要取决于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是否表现了行为人的内心心理或精神。文章认为,表现犯和其他普通故意犯罪没有本质差异。表现犯中的内心活动可以被犯罪故意所涵盖。刑法理论没有必要将表现犯视为一类特殊的故意犯罪。在理论沿革过程中,德日目的犯刑法理论的发展与犯罪论体系的演进密不可分。德日刑法学家围绕目的犯中的特定目的是否可以成为构成要件要素和违法要素展开了激烈争议。从历史发展视角分析,目的犯中的特定目的既可以成为构成要件要素和违法要素,也可以是责任要素。和德日目的犯刑法理论相比,我国目的犯刑法理论虽然简洁和实用,然而在基础理论的深度、厚度和广度方面存在缺陷。德日目的犯刑法理论恰好可以为我国目的犯刑法理论提供借鉴。文章认为,在我国传统刑法理论框架下,目的犯中的特定目的可以影响危害行为的性质;可以决定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是否侵犯相应的犯罪客体;可以影响行为人主观恶性大小的程度。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目的犯存在多种分类:以行为人实施完成客观方面要件行为之后,其主观目的是否实现为标准,学界将目的犯分为短缩的二行为犯和断绝的结果犯;以目的犯中的特定目的在犯罪认定中发挥作用的不同,可以将目的犯分为影响犯罪客体的目的犯以及影响主观恶性的目的犯;以刑法条文是否对目的犯中目的内容作出明示性规定为标准,可以将目的犯分为法定的目的犯和非法定的目的犯。非法定目的犯可以通过犯罪客体分析法、法条竞合理论分析法以及法定刑分析法加以辨认。第二部分是目的犯中的特定目的要素辨析,辨析目的犯中特定目的与犯罪故意的关系,论述目的犯中特定目的在犯罪故意中的定位和存在范围。从逻辑规律的角度分析,目的犯中的特定目的不应属于一种与直接故意、间接故意或是与犯罪故意、犯罪过失相并列的独立主观罪过形式。从刑法理论对直接故意的定义以及犯罪故意与客观方面要件之间的联系角度分析,目的犯中的特定目的显然不是包含于直接故意意志内容中的主观要素。文章认为,在我国传统刑法理论框架下,断绝的结果犯中的特定目的属于主观超过要素,不能被犯罪故意的意志内容所包含。目的犯中的特定目的实质上就是刑法中的犯罪动机。传统刑法理论没有将目的犯中特定目的视为犯罪动机的原因,一方面是受到苏俄刑法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忽略了日常生活用语和刑法用语在含义方面的差异。目的犯中的特定目的只能出现在直接故意中,不可能出现在间接故意中。第三部分是目的犯的犯罪停止形态研究。文章以目的犯的分类为基准,分别对短缩的二行为犯和断绝的结果犯的犯罪停止形态中的疑难问题加以分析。文章认为,在一般的短缩的二行为犯中,只要行为人在特定目的的支配下实施了相应的客观行为,行为实施完成,犯罪行为即告既遂,与行为人是否对特定目的作出客观表示没有关系。例如,在受贿罪认定中,只要收受财物行为实施完成,犯罪即告既遂。在某些较为特殊的短缩的二行为犯中,如果这类犯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行为人是否对特定目的作出客观表示,关系到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是否会对次要客体造成侵害。在此情形下,这类短缩的二行为犯的犯罪既遂是否成立,应以行为人是否对特定目的作出客观表示为认定标准。例如,在绑架罪认定中,行为人不仅须实施相应的绑架行为,还须提出索财要求,绑架罪才能成立犯罪既遂。在短缩的二行为犯的认定中,行为人为实现特定目的实施的准备行为不宜一概认定为犯罪预备,理应根据特定目的在犯罪认定中的作用作区别对待。为实现影响犯罪客体侵害性的特定目的,行为人实施的准备行为可以认定为犯罪预备;为实现影响主观恶性程度的特定目的,行为人实施的准备行为不宜认定为犯罪预备。行为人将相应的危害行为实施完成之后,即便危害行为仍在持续过程中且行为人主动放弃实施犯罪行为,一般不宜认定为犯罪中止。文章认为,绑架罪犯罪中止的认定有其特殊性。在行为人成功控制被害人之后以及提出索财要求之前,如果绑架行为因客观原因出现停顿,司法机关应以犯罪既遂认定;若绑架行为因行为人主动放弃犯罪行为而出现停顿,司法机关应以犯罪中止认定。在断绝的结果犯的认定中,“占有型”财产犯罪的既遂标准宜采用“失控说”,贪污罪的既遂标准宜采用“控制说”。既遂标准的不同是由所侵犯的犯罪客体的差异性造成的。根据犯罪停止形态的原理以及司法实务中司法机关认定财产犯罪的标准,对于变更手段的连续行为,应以后行为的犯罪既遂予以认定。第四部分是目的犯的罪数认定,对既实施目的实现行为和又实施实行行为以及放弃特定目的转而实施其他犯罪行为的罪数认定问题进行分析。文章认为,在目的犯的罪数认定中,应以行为侵犯的犯罪客体的个数作为判断一罪和数罪的依据;数行为只侵犯一个犯罪客体的,应当认定为一罪;数行为侵犯数个犯罪客体,则需判断罪数形态问题。在短缩的二行为犯的认定中,行为人既实施了犯罪实行行为,又实施了实现特定目的行为,司法机关不宜一概认定为牵连犯。手段行为、目的行为或者原因行为、结果行为之间具有主从关系或附随关系的,司法机关宜认定两个行为成立牵连犯;手段行为、目的行为或者原因行为、结果行为之间不具有主从关系或附随关系的,司法机关宜将两个行为予以数罪并罚。行为人在实行目的犯过程中,主观上改变或者放弃特定目的,客观上继续实施原先的行为,司法机关不应对这类行为数罪并罚,而应一罪认定,并以原先的目的犯罪名对该行为予以定性,在犯罪形态上宜认定为犯罪中止。第五部分是目的犯的共同犯罪问题研究,分别就特定目的联络不完全情形下共同犯罪的认定和特定目的联络完全情形下共同犯罪的认定加以研究。文章认为,在特定目的联络不完全情形下(即一方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特定目的,另一方行为人主观上不仅不具有特定目的,且该行为人确知共同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特定目的),共同犯罪中共同关系范围的界定,采用“部分犯罪共同说”更为妥适。在特定目的联络不完全情形下,行为人实施的共同的行为可以成立共同犯罪。文章认为,主观上具有特定目的的行为人利用无特定目的的行为人“有故意无目的”的行为虽然符合间接正犯的一些形式特性,但是,这类情形并不符合间接正犯的实质特性。在此情形中,主观上具有特定目的的行为人的利用行为不成立间接正犯,而是与不具有特定目的的行为人成立共同犯罪。在具体犯罪认定上,司法机关宜根据行为人不同的分工形式分别作出认定:若两名行为人都是实行犯或者具有特定目的的行为人是实行犯,不具有特定目的的行为人是帮助犯,对于具有特定目的的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应以目的犯罪名加以认定,对于不具有特定目的的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应以普通故意犯罪罪名予以认定。若不具有特定目的的行为人是实行犯,而主观上具有特定目的的行为人是教唆犯或者帮助犯,不具有特定目的的行为人应以普通故意犯罪罪名予以认定,主观上具有特定目的的行为人应以目的犯罪名加以认定。在“特定目的”联络完全情形下(即一方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特定目的,另一方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特定目的,但是,该行为人对于共同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存在认识),目的犯共同犯罪的认定可以参照身份犯共同犯罪的认定规则。根据违法连带作和责任个别的认定规则,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的是对犯罪客体侵害性具有影响的特定目的,这类特定目的在共同犯罪认定中应起到连带认定作用:主观上具有特定目的的行为人和主观上没有特定目的的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都应以目的犯罪名认定;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的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具有影响的特定目的,这类目的在共同犯罪认定中应起到个别认定作用:主观上具有特定目的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应以目的犯罪名认定,主观上不具有特定目的的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应以普通故意犯罪罪名加以认定。第六部分是我国刑法中的目的犯规定的梳理与评析,梳理我国刑法中的目的犯罪名,评析我国的目的犯立法,论述目的犯的存在必要性。根据目的犯中特定目的内容的不同,我国刑法中得到目的犯大致可以分为五类:“非法占有目的”型目的犯、“非法使用目的型”目的犯、“进入流通领域为目的”型目的犯、“营利或牟利目的”型目的犯以及“其他目的”型目的犯。文章认为,条文表述随意与规定不明是我国目的犯刑事立法的不足之处:“营利目的”和“盈利目的”含义相同,却表述不同;某些犯罪故意内容中的犯罪目的被立法者以目的犯中特定目的特有表述模式进行表述;某些特定目的在刑法条文表述上容易引起歧义;某些刑法条文对于目的犯中特定目的的内容规定模糊,是否对特定目的予以明示性规定的标准不明。我国目的犯刑事立法也存在值得肯定的地方。现行目的犯刑事立法反映和体现了目的犯中的特定目的的诸多特性,即特定目的对危害行为的性质、犯罪客体侵害性以及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影响作用。目的犯这类特殊的故意犯罪有其存在必要性:确定犯罪行为性质的需要;控制犯罪圈的需要;界定危害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需要。第七部分是我国刑法中目的犯法律规定和司法认定的完善,分别就目的犯的法律规定的完善和特定目的司法认定的完善加以分析。文章认为,在目的犯法律规定中,对犯罪客体侵害性具有影响的特定目的在刑法条文中可以不作明示性规定,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具有影响的特定目的在刑法条文中必须作明示性规定。《刑法》第265条应将“以牟利为目的”改为“非法占有目的”或是删去“以牟利为目的”的表述;倒卖文物罪的条文应删去“以牟利为目的”的表述;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应增设“徇私目的”作为主观方面要件。刑法条文对特定目的表述理应具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例如“以……为目的”。在我国刑法理论框架下,目的犯应称之为“动机犯”。司法实务中,司法推定制度在特定目的司法认定中既有必要性,又具合理性,宜推广适用。文章认为,要推广适用司法推定制度,须弥补特定目的司法推定的规定涉及面不广的缺陷:相关司法解释中对某些金融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定的规定,可以适用于所有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要推广适用司法推定制度,须在司法解释无规定、有参照的情形下提出特定目的司法推定的实质标准:“拒不归还”应是“非法占有目的”司法推定的实质标准;“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收费形式或者销售行为”应是“盈利或牟利目的”司法推定的实质标准;“行贿人的相关利益与国家工作人员职权存在关联”应是职务犯罪中“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目的”司法推定的实质标准。要推广适用司法推定制度,须在司法解释无规定、无参照情形下提出特定目的司法推定实质标准:“涉案凭证数量较大”应作为“进入流通领域目的”司法推定的实质标准;实施“非法使用目的”型目的犯客观方面的行为应作为“非法使用目的”司法推定的实质标准;“不正当利益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存在关联”应作为行贿犯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目的”司法推定的实质标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和职务行为与其切身利益存在关联”应作为“徇私目的”司法推定的实质标准。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6
【分类号】:D9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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