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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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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制研究

李墨丝  
【摘要】: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类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确定社区群体文化特性的重要来源,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由于其本身的脆弱性以及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然而,随着保护工作的逐渐展开,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制的诸多理论上的难题也逐渐凸现。本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的构建为主要内容,对公法保护(主要是行政法保护)和私法保护(主要是知识产权法保护)当中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希望籍此能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制的建设有所裨益。 全文分为六章,计22万字。 第一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本章首先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演化进程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深入阐释了国际社会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背景及缘由。接着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界定,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具有群体性、传承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基本特征。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是其与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最显著的区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上述特征和特性决定了较之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要复杂得多,不仅涉及公法保护的问题,也涉及私法保护的问题。理论和实践证明,单一的法律形式无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周全的法律保护。而应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得不面对的三大主要问题。这也是贯穿全文的三条主线,本文试图对此做出回答。 第二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整个国际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新的挑战。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国际法依据决定了应当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的共同任务。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的文化遗产,处于国家的管辖范围之内,而非法律意义上的人类共同遗产。因此,国家必须从捍卫国家文化主权的角度来保护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普遍的意愿和共同关心的事项,国际社会应当本着互助合作的精神与主权国家一起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贡献。其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实现个人和集体,尤其是土著居民的文化权利和发展权的必然要求。同时,文化权利包含知识产权,而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排除在外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权利在某种意义上发生了冲突。只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知识产权保护范畴,才能解决这种冲突,并调动来源群体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丰富文化多样性、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三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路径的探索”。关于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各国对于应当选择何种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没有达成共识。日本、韩国、法国等国家主要采用公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国家往往都是文化传统保存较好、文化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因此其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的需求不大。而突尼斯、加纳、玻利维亚、秘鲁、印度尼西亚等一些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则主张通过版权法、专利法等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如巴拿马、菲律宾主张利用知识产权特别保护体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保护。另外,习惯法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法律渊源之一,这种保护对于土著社区来说尤为适用。同时,不同的国际和地区组织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路径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太平洋共同体、太平洋岛国论坛主张采用特别保护体制,其代表性研究成果分别是1982年《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防止不正当利用和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条款》以及《太平洋地区保护传统知识及传统文化表达框架协议》。《建立非洲知识产权组织的班吉协定》则采用版权法的模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研究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具有文化性,又具有经济性。当然,文化性是第一位的,经济性是第二位的,经济性依附于文化性。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既代表着公共利益,又体现着私人利益,从而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的构建应当兼顾公法保护和私法保护。公法保护和私法保护各有侧重,也各有局限,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 第四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法保护”。本章着重探讨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主要制度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保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分为保护主体和传承主体。在保护主体中,政府是保护工作的主导者,但政府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应当充分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传承的客观规律,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是保护工作的基石。此外,科研教育机构、公共文化机构、民间团体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宣传、能力培养以及建立相关管理和文献机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主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包括普通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人。普通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群众基础,代表性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灵魂人物,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名录制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方法。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不仅是国际层面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措施,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缔约国提出的最大要求。世界范围内的大多数立法例都采用代表作名录模式,通过多种措施保护具有卓越的历史、文化、社会价值并符合人权标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通过表明国际社会已经认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整个人类共同的责任,也是每个民族国家对世界应当承担的责任。因此,不仅应当重视国际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尤其是国际立法保护,而且应当通过国际合作与援助提高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能力。 第五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法保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法保护体系中,知识产权法无疑是最重要的法律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现行知识产权法理念上的根本冲突,导致了权利主体、权利客体以及保护期限等规则上的巨大差异。而这种理念和规则的冲突决定了现行知识产权法难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充分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因此,本文认为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特别保护体制。值得注意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间文学艺术和传统知识两类不同的客体。虽然两者涉及不同的知识产权问题,但是在特别保护体制的构建问题上,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完全可以将两者放在一起讨论。当然,考虑到两者在具体规则上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故在立法形式上应分别制定单行法为宜。特殊保护体制是对现行知识产权法的改革和创新,在保护原则、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内容和保护期限等方面均不同于现行知识产权法的相关规定。尽管如此,特别保护体制仍然属于广义的知识产权制度,并且很难说它与现行知识产权法有什么截然的区分。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涉及不同的利益主体,因此,需要遵循利益平衡原则,对特别权利进行限制,以平衡不同利益主体尤其是权利主体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冲突。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制还需要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 第六章为“构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本章在深入分析我国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应当同时构建公法保护体系以及私法保护体系。公法保护体系应当以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为根本目标,以人本原则、活态保护原则、真实性原则、整体性原则为基本原则,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尽快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对保护范围、保护措施、保护制度、政府职责等主要内容做出规定。私法保护体系应当以承认价值和增进尊重、防止滥用和赋予权利、激励文化创新和促进文化公平交流为目标,以利益平衡、灵活保护、全面保护、尊重习惯为原则,对权利客体、权利主体、权利内容、权利的管理、权利的限制、保护期限、责任制度等主要内容做出规定。在私法保护的立法模式上,建议我国应当分别制定《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法》和《传统知识保护法》,以建立民间文学艺术和传统知识的特别保护体制。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9
【分类号】:G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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