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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

邱少明  
【摘要】:本论文之所以要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其目标诉求和价值意蕴表征以下五点:第一,通过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我们能够洞悉马克思主义是薪火相传的,因为它透显了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普遍规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苦闷彷徨,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这门新科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时在中国被摘译、节译、全译、出版、传播是不可避免的。毋庸置疑,颠扑不破的马克主义在中国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第二,通过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史,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一步一步中国化、大众化、群众化和民间化的,这为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提供有益的历史鉴戒。第三,通过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我们可以察觉译者的政治意图、翻译主旨和学术风格,体悟他们是如何追求马克思主义和信仰马克思主义,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译介者提供启示,即我们需要要继承和弘扬他们的优良传统。第四,通过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史,我们可以从翻译学视角考量,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者留下哪些宝贵翻译经验,比如他们的文本选择、翻译理念、所用术语、表述技巧等,其中的得与失,成功与不足,为我们当下乃至以后的翻译提供有益的历史鉴戒。第五,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一本专门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的著作,只是一些专著、论文、报告等论述、提及这方面的内容。因此,本论文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翻译史属史学范畴。“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乃严格遵循史学研究的编年体例进行分期研究,乃对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进行史学考证、史学阐述、史学析论、史学实践的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共分成前后相继的三个历史时期。第一,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年);第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至1928年);第三,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27至1949年)。由于讲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必须先提及晚清的翻译,所以本论文第一章首先述论晚清翻译概况。第二、三章分别讲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至1928年)。因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27至1949年)是22年,于这一历史时期,无论共产党人士还是其他党派人士,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均相当重视,翻译成果非常之多,因而在编排上,将其划分为上、中、下三章,即分别为第四、五、六三章。第七章通章是论,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相互关联。第八章为结语。最后还有三个附录,附录材料或属珍贵史料或系学术前沿,有助于读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有一个深广内蕴的洞察和纵横向度的思索。 第一章绪论,先讲缘起: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总体概貌,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多维考量。中文报刊首次正式出现马克思恩格斯之名并翻译马克思主义,肇始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2月下旬的第一百二十二号的《万国公报》(由沪广交学会出版)中,这一号登载了由李提摩太摘译、我国教士蔡尔康纂述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其中用一百余字的篇幅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关于资本的学说。晚清时我国的马克主义译介的诱因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重维度。晚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仅仅为摘译和节译,而且错讹较多,但是有助于国人接触和认知马克思主义。再讲民国史分期,本人是依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杨天石的分法。接着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厘定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厘定以及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厘定。最后进行“翻译史”释义:“翻译史”的性质和特征,“翻译史”的对象和方法,“翻译史”的旨趣和意义,“翻译史”的掘进和创新,文献综述。关于创新,本人认为,首先,欲创新必须温史;其次,欲创新必须“论从史出”;再次,欲创新必须多维思维;最后,欲创新必须实践。 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1912年)这一章,首先阐述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包括《泰西民法志》情况和《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不过,众所周知,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仅仅3个月,时间非常之短,众多理论翻译者这时都只顾侧耳倾听民国刚建时的隆隆政治惊雷,同时还在观察、思考、比较和观望之中,所以,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介和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 第三章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1912至1928年),该章内容如下:1、袁世凯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1912至1916年),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总体概貌以及这一历史时期《共产党宣言》的翻译。2、皖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1916至1920年),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的多维考量。3、直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1920至1924年),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多维考量。4、奉系军阀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1924至1928年),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多维考量。1920年的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当成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首种正式出版发行面世。《资本论》最早的部分中译文,是1920年10月上海出版的《国民》月刊第2卷第3号刊载的一篇署名费觉天译的《资本论自叙》。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我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和传播工作特别重视。于此时期,我党培养了一大批工人阶级进步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翻译家,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他们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和传播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陈望道于1920年8月出版了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掀起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进步知识分子中间的传播热潮,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1927至1949年)(上)这一章,内容安排的是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1927—1937),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多维考量。“大革命”惨痛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开展独立的武装革命,脚踏实地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求索中国式革命发展道路。这一深刻转换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否定了国共关系中的右倾投降主义,而且正式开始拒斥唯书(马列经典)唯上(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在该阶段,苏俄替换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介的主渠道,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被大量地译成汉语,主要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和利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论》(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称)、《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节译)等等。尤须指出的是,193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正式出版(译者华岗),《资本论》亦有4个译本。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1927至1949年)(中)这一章,首先讲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1937至1945年),接着讲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的多维考量。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既为中共中央领导抗日战争的圣地,亦是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工作的中枢。当时在国统区和日占区,我党依托秘密的组织系统,坚持组织领导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发行及传播工作。当时的上海,是我党出版发行的重点地区。比如,读书生活出版社于1938年出版发行了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3卷本《资本论》,同一年还出版发行了《中国问题评论集》(由沪珠林书店出版)、马恩合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上海言行出版社出版,译者郭沫若)及《马恩科学的文学论》。但囿于当时环境,抗日战争时期还无力将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全部翻译,并且翻译时经常出现乱删情况,导致质量上的欠缺和读者的精准理解。比如:第一,随意删节,导致了译文谬误。马列原文,只出节本时应把删节之处向读者讲清,否则会造成读者误读。第二,存在着过多的摘译,以应急需,但读者不能理解全貌和掌握全文精神实质。第三,一些转述不准确,比较断章取义。第四,翻译过程中有时随意加入自己的理解。在翻译时,一些译者有时不遵照原文,而加入自己感想的现象,从而影响了中译本的质量。 第六章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1927至1949年)(下),该章内容如下:1、国共协商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1945至1946年)。2、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1946至1949年),包括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总体概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多维考量。解放战争时期,我国很多地区的出版发行机构均陆续出版发行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然而,出版、发行及传播的工作是以各大解放区为基本阵地,像延安解放社在短短的几年间出版发行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译本。 第七章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该章内容如下:1、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何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脉络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包括何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3、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包括何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脉络梳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诉求,大众化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第八章结语,在学理层面总结了“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的基本规律,总结了“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的理论运思的基本脉络,总结了“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现实启示的基本视角。本文还设计了三个附录。附录1《建国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概述》,附录2《1949年后台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研究概述》,附录3《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介研究概述》。 通篇论文采用“史学史体例”,不仅将“通论”、“分论”有机融合,而且在笔墨泼洒上,“史”占约70%,“论”占约30%,以规避结构失衡。同时,本论文的拾遗补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补充不为大家所熟悉的、注重的经典著作翻译情况;二是对一些名气很小的译者对经典著作的翻译情况进行补遗。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的研究,仅仅看谁翻译了什么著作,而忽视多维考量,比如对译者“解读的解读”。本论文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三重维度,做好一段时期的析论和整个民国时期的析论,并指出其当代意蕴,尤其是深入反思当前今后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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