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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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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区位决策的统计学研究

金中坤  
【摘要】: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开拓国际市场、优化产业布局、学习先进技术、寻求战略性资源的必然举措。自Dunning的OLI理论提出以来,学界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开展了多角度的研究,得到了丰富的结论,中国的海外投资起步较晚,并且由于中国企业众多,规模、行业、资源、能力差异较大,各自的投资动机不一,上述影响因素是否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具有同样的效力在企业层面的研究不多。另外,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紧密联系的古典区位理论和新贸易理论都假设企业是同质的,这一假设明显与实际不符,也就无法利用这些理论模型对企业的区位选择行为进行深入分析。事实上,普遍存在的企业异质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企业行为模式的差异均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已经成为当前国际贸易领域的重要分析框架。本文首先讨论了东道国因素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将前人提出、验证、总结过的相关因素归纳为东道国自身区位因素(市场规模、资源的丰裕度、工资水平、产业技术水平、进入成本、制度环境、投资保护政策)和东道国与母国间的距离因素(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制度距离)两类,另外,本文发现,东道国和母国的政治关系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友好的政治关系作为东道国制度的替代或补充,有利于两个国家良性的经济往来,也是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异质性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是本研究的核心内容,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国际化的关系已得到了很多文献的讨论,但大部分文献都将异质性局限于企业生产率差异层面,实际上除了生产率,企业所有权属性、国际化经验等异质性因素都会对企业的OFDI区位选择产生影响。首先,企业的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存在一个“自我选择”机制,成本收益的考量是企业区位选择的一个基本依据,企业区位选择的一个基本逻辑是,当企业在特定东道国投资所获得的收益高于外部区位成本时,企业OFDI行为可以获得正的收益,就会选择继续在此处投资或进一步深化投资模式,而当企业在此东道国投资所获得的收益低于外部区位成本时,企业OFDI的收益为负,企业就会选择退出这个区位,转向其他可选择的区位。而企业生产率在其中扮演的作用就是,强化东道国自身区位优势的正向效应,弱化东道国区位劣势的负向效应,从而扩大企业在东道国经营的获利空间,促进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能够取得正向的绩效。本文之所以要讨论所有权属性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原因在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表现出的高风险偏好已经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企业并不畏惧进入高风险国家甚至偏好于进入高风险国家,甚至一度被视为高风险国家的“头号金主”。这一与传统国际化理论相悖的现象,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可能解释就是中国的OFDI中存在着大量国有性质的海外投资,这些OFDI不仅带有一般企业的逐利性,某些时候更兼具着国家战略布局的任务,因此其行为表现更加复杂化。国有企业依托国家控股的特殊背景,在国际化发展中相比较非国有企业而言更易获得政府方面的支持,由此衍生出了很多非国有企业所不具备的特殊所有权优势,这种特殊所有权优势能更大程度的发挥东道国区位优势的市场效益,克服东道国劣势和东道国和母国距离因素的不利影响。经验学习企业异质性的另一个层面,经验学习是跨国公司了解东道国投资环境,顺利开展海外投资的重要途径。经验学习有助于跨国公司克服“外来者劣势”,作为外来者,企业在新的国家或地区环境中存在陌生感和认知风险,如何和陌生区域环境中的地方政府、当地企业、消费者进行有效沟通将直接影响到企业能否生存下去,而企业过去和习得的经验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的一个观点认为,企业生产率、所有权性质和国际化经验等异质性因素主要通过调节东道国因素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强度发挥作用的。前人研究已表明,FDI企业的区位选择由东道国区位因素和企业异质性因素共同决定。本文之所以要区分了东道国因素和企业异质性因素,是因为这两类变量并不处于同一个层面,国内一些研究将企业异质性因素简单的和区位因素放在一个层面作为前因变量来解释东道国被选择的概率,这在理论上是解释不通的,本文认为企业异质性因素并不能跳过区位因素直接作用于东道国的选择,因为如果不考虑东道国的区位因素,东道国除了在名称上的差异外对企业来说并无区别。实际上企业异质性因素在企业进行区位选择决策时是一个情境变量,企业面临诸多的国家选择,企业根据自身的异质性情况合理评估进入不同国家的成本和收益,通过自我选择机制判定最佳方案,异质性因素实际上是调节了东道国区位因素对企业盈利效力的强弱,从而影响了东道国被选为目的国的概率。在前文理论分析和提出研究假设的基础上,我们手动翻阅了沪深两市2585家A股上市公司2002-2013年内的20952份年报,收集了每一年每一家上市公司的海外子公司信息,数据显示,在2002-2013这12个观测年内,共有590家上市公司开展了 1891项海外投资项目(不含香港、台湾、澳门、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等,若含,则为3655项),开展海外投资的上市公司数约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4,涉及东道国108个,几乎覆盖了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和地区。进一步我们又搜集了这108个国家的相关数据,与1891项海外投资项目配对,形成了 204228条企业—年份—区位的观测值。基于这样的数据基础,本文对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计量结果显示:(1)总体而言,我国企业偏向于到东道国市场规模较大、产业技术水平较高、文化距离较近、制度距离较大、双边关系良好的国家和地区投资。此外,工业企业还倾向于向资源丰裕度高、制度环境好、投资保护政策有利的地区投资,而非公业企业则倾向于向工资水平高的地区投资,其中公共事业投资还偏好于制度环境差、尚未建立有效的投资保护政策的地区投资。进入成本已不再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考虑因素,而地理距离的影响也逐渐被削弱。(2)生产率(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所有权属性、国际化经验三个变量在企业区位选择决策上都表现出强烈的调节效应,虽然调节的东道国区位因素数量不一,调节效应强弱也不同,但调节效应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3)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生产率悖论”只在以特定方式计算的个别行业存在,在大部分行业都不存在。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符合异质性理论的基本观点。
【学位授予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7
【分类号】:F279.2;F125;C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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