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制度环境视角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外商直接投资(FDI)成为跨国公司实施全球化战略的重要选择。我国成为吸引FDI流入量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从理论上来看,FDI不但为东道国提供直接资本积累,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促进东道国的生产率和创新率的提高,推动当地的经济增长。但大量实证研究却发现FDI技术溢出效应呈现差异性,尤其是在经济转轨国家,外资技术溢出不明显,甚至在特定时期还产生了负向效应。 对于FDI溢出效应产生的跨国差异性,学者们解释为FDI技术溢出效应是受制于本国的吸收能力的,如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经济体制以及开放度等。虽然吸收能力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发达国家能获取更多技术溢出的原因,但是对于FDI技术溢出的跨地区差异和跨时期变化的现象却无法很好的解释。本文认为,FDl技术溢出效应不仅受制于本国的吸收能力,更依赖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支持。 为弥补现有文献忽略制度环境影响作用的缺陷,本文在全面梳理FDI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基础上,纳入金融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因素,并考虑到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市场分割、要素扭曲和外资依赖等制度约束,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以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研究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对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制和影响途径。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有： (1)分别基于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转移两条途径,建立金融发展影响FDI溢出的理论模型,并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门限回归分析,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对提高我国FDI技术溢出效应至关重要,我国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金融发展双门限效应。受到金融发展门限的限制,我国效率相对低下的金融市场还不能为正向FDI溢出效应的产生提供必要的金融环境支持； (2)分别在南北贸易框架下和内生技术进步框架下建立知识产权保护、FDI和技术进步的理论模型,通过分析东道国在鼓励自主创新和增强技术模仿的两难困境,探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构建指标体系,运用修正的GP法,测算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通过建立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和FDI技术溢出的关系。研究发现由于执法水平较弱,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整体水平较低且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会增加我国总体的FDI技术转移率；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和FDI技术溢出效应呈现“三门限效应”的非线性关系。FDI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时滞性；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微弱的促进作用,但不显著；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影响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而我国当前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过低,没能充分促进FDI技术溢出效应； (3)分析了我国转轨经济中的三大制度安排：以行政分权为代表的分权改革、在资源分配上遵从“政治性主从次序”、外资优惠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约束：市场分割、要素扭曲和外资依赖；通过建立符合我国转轨经济特色的一般均衡模型说明制度约束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福利效应产生负面影响。利用我国面板数据,测算出我国的市场分割和要素扭曲指数,并建立动态GMM模型,考察了制度约束对FDI溢出效应的短期和长期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外资长期所带来的正向资本积累效应和溢出效应都要比短期的效应小；在长期,正向的资本积累效应和制度变迁效应能够抵消掉负向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总体表现为正向的FDI溢出效应。同时,长期来看,我国转轨时期的制度约束抑制了FDI技术溢出机制的效率,制度的完善能促进FDI正向作用；反之,FDI的流入又能够促进市场分割和要素扭曲程度的下降,从而诱发制度变迁,推动经济增长； (4)根据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以深化我国制度改革为核心,从优化制度环境以促进正向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角度,提出有效的配套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