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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林大学》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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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分配效果与瞄准效率研究

谢东梅  
【摘要】: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一项权力基准型的社会保护项目,其目标是构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保护体系,覆盖农村低收入群体。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运行中,评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分配效果,检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瞄准效率,为解决农村最低收入群体的贫困问题和改善农村收入分配状况提供一种思路,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持,为政府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以及更好地执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提供参考。 从中国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贫困与社会福利缺失的思考出发,解读西方经济学家关于社会福利效用与分配的理论思想时,可以发现,社会福利具有效用。国家通过收入转移制度介入国民收入再分配,改变不同阶层、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或补偿社会变革中某些社会成员遭受的福利损失,从而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水平,进而提高社会平均边际消费倾向,并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然而,由于社会福利概念内涵的抽象性和外延的模糊性,同时也由于政府大规模地承担起了促进社会福利的责任,许多政府部门共同承担着某种社会福利的功能,已经很难把社会福利作为一种制度实体来考察。那么,在“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研究领域中,究竟什么样的社会干预政策能够用来更准确地表达对福利缺失的农村低收入群体提供帮助所作的制度安排以及更好地实施对这些特定群体的帮助?研究中,引入了“社会保护”这一政策框架。社会保护政策安排是专门针对一个国家或社会的贫困群体、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其理论依据是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生命周期理论以及社会风险管理理论等;其政策目标是为了减少贫困和促进社会公正。于是,衡量某项社会保护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就可以从贫困的减少和社会公平状况的改善加以评价。由于社会保护政策对于最低收入群体的帮助是通过收入转移,以现金或实物的形式进行给付。这样,就有可能对转移效果进行定量研究。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旨在保护最低收入群体基本生存权利的一项不可或缺的社会救助制度,同时也是政府调节社会分配、减少贫困、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手段,因而被誉为社会最低收入群体的最后一道“保护网”。这项制度具有选择性、目标性和弥补性等特征。这些特征都属于对救助资源供给的一种限制,表达的是供给的条件以及给付的限度。其中,选择性是相对于普享性的一种福利模式,在选择性福利模式下,需要确定与瞄准目标人群,必然会有目标性的存在,同时,制度在实施中对于目标人群的收入转移具有弥补性。它们的区别在于:选择性属于制度设计层面,而目标性和弥补性则更多属于制度实施层面。 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在救助思想上突破了原有的剩余型救助,逐渐向制度型救助模式转变,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由于该项制度尚处于探索实践阶段,各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制度设计和实施方案是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和工作思路展开,因而在筹资主体、保障标准等方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保障模式。在福建省9个设区市4类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区域,选取20个县(市、区)进行专题调研。结果表明:福建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资金筹集、保障标准、受益资格、组织管理、配套措施等运行机制方面具有创新之处。其筹资模式的特点之一在于省级财政直接进入筹资领域,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专项补助制度;特点之二在于筹资主体不包括村级社区组织。若干农村地区的调研结果表明,除少数发达地区外,村级社区组织基本上没有能力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提供稳定的配套资金。国际社会政策发展经验也显示,社区的优势在于服务递送而非出资。 为探究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贫困的减少和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是否具有、具有多大的作用。基于Lorenz曲线的General Quadratic模型和Beta模型,采用1990-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和《福建统计年鉴》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和收入分组的面板数据,运用世界银行POVCAL软件,测度农村家庭收入中未包含最低生活保障转移收入的贫困和收入分配状况。以中国农村绝对贫困线和每人每日1$国际标准贫困线为基准测度FGT指数,结果表明:1990-2006年中国和福建省农村的H、PG和SPG指数均呈现整体性下降的趋势,但变动具有复杂性。1990-1993年开发式扶贫阶段,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H指数年平均分别下降48.33%、94.67%,福建省也分别下降了29.0%、42.67%;1994-2000年扶贫攻坚阶段,H指数继续保持下降趋势,中国农村年平均分别下降53.71%、87.83%,福建省也分别下降14.5%、64.0%,PG和SPG指数均下降,但波动性变化明显;2001-2006年全面建设小康阶段,H、PG和SPG指数保持着持续下降的趋势,且变动比较稳定,农村最低收入人口数量表现出刚性的稳定。同时,测度结果发现,以每人每日1$的国际贫困线作为中国农村的贫困标准线,同样可以取得很好的反贫困效果,并没有显示出过高的贫困指数值。因此,适宜将其确定为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标准,避免由于过低的贫困线标准而将部分最低收入人口排除在政府救助目标之外。 以农村人均收入40%和50%为相对低收入标准为基准测度FGT指数,结果显示:1990-2006年H指数波动性上升明显,PG、SPG指数基本保持缓慢上升的态势,表现出与绝对低收入标准线的测度结果相反方向的变动趋势。中国农村的测度结果表明,随着各年相对低收入标准线较明显的提高,GINI系数的上升,FGT指数变动总体呈上升趋势。反映出农村相对低收入人口数量的增加、低收入群体平均福利缺失的拉大以及低收入人口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相对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收入差距拉大的结果。 在对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贫困和收入分配状况测度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探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与贫困指数之间的定量关系和内在联系,同样基于LORENZ曲线方法,运用POVCAL软件,采用1990-2006年中国和福建省农村居民收入分组数据,构建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指数之间的分析框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90-2006年中国和福建省农村经济增长贫困弹性(εα)值均小于0,表明随着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贫困指数下降,经济增长减少了低收入人口规模及其贫困状况;1990-2006年中国和福建省农村收入分配贫困弹性(θα)值均大于0,表明当人均收入水平一定时,随着GINI系数的上升,贫困指数呈上升变动趋势;1990-2006年中国和福建省农村收入分配-经济增长贫困弹性交互效应(λα)值均大于0,表明随着经济的增长、GINI系数的上升,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对贫困的减少存在着更为重要的影响力。要继续减少贫困,就不能仅仅只依靠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至关重要。反过来,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也可以为经济增长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通过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政策的理想结合,更好地减少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由于农村贫困性质的变化,对于农村贫困问题的关注也更加转向农户生计水平的微观层面。根据福建省20个县(市、区)539个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状况、社区特征等3个方面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类型、家庭劳动力状况、家庭成员健康状况、是否参加专业技能培训、是否参加非农化活动、是否为村干部、人均拥有园地面积等变量对农户贫困具有显著性影响。而大多数社区特征变量对农户贫困不具有显著性,显示农户贫困已不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生计层面的微观因素是农户致贫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为评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分配效果。以福建省为例,在已测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转移前的贫困和收入分配状况的基础上,运用GQ模型和β模型,测度转移后的贫困和收入分配状况,对转移前、后的FGT指数和GINI系数以及MLD指数进行比较,评估自2004年全面实施以来福建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宏观分配效果。基于理论分析、国际文献和实践经验等3个方面,提出了2个研究假设。采用2004-2007年《福建统计年鉴》的农村居民收入分组数据,在农村居民最低收入组中加入最低生活保障转移收入这一核心变量,评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分配效果,并对2个研究假设加以验证。 测算结果显示:在中国农村绝对贫困线下,福建省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后,2004-2007年的FGT指数为零,最低生活保障转移支出的贫困减少效果达到100%。从理论上讲,当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超过贫困线时,贫困指数应该为零,模型的计算结果与理论分析相一致。这表明当政府规定的保障标准远远超出贫困线时,可以消除短期贫困。结果显示:在每人每日1$的国际标准贫困线下,福建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贫困减少效果依然显著。2004-2007年的H指数减少效果分别为84.12%、86.12%、87.89%和95.32%,PG指数减少效果分别为95.00%、95.49%、95.34%和95.65%,SPG指数的减少效果均为100%。说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显著地减少了农村最低收入人口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最低收入家庭的整体福利缺失,并极大地缩小保障标准线下的最低收入家庭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结果显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对于农村相对贫困的减少具有一定的效果。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0%的相对低收入标准线下,2004-2007年的H指数减少效果分别为16.46%、17.81%、19.26%和22.89%, PG指数减少效果分别为33.24%、33.56%、33.74%和37.22%,SPG指数减少效果分别为47.14%、47.34%、47.59%和49.18%;在人均纯收入50%的相对低收入标准线下,2004-2007年H指数减少效果分别为10.76%、12.01%、12.10%和14.68%,PG指数减少效果分别为17.16%、17.36%、17.69%和20.17%,SPG指数减少效果分别为29.67%、29.96%、30.59%和32.57%。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福建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保障水平条件下,对于农村相对贫困的减少具有一定的作用。 结果显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具有些微改善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状况的效果,但其效果还非常有限。2004-2007年反映农村整体收入分配状况的GINI系数减少效果分别为1.54%、1.31%、0.96%和2.30%,平均减少效果仅为1.53%。这说明在农村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的情况下,有限的保障资金投入还难以明显地改善农村整体的收入分配状况。当引入MLD指数解释低收入群体收入与平均收入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变化时,结果表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后,农村最低收入组的均值与各收入组均值之间的相对距离有一定程度的缩小,且具有收敛趋势。福建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证结果证明2个研究假设成立。 为检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瞄准效率。以福建省为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运用调研数据就农户对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认知度和认同感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同时,借鉴G.Dellaportas的保障转移目标家庭瞄准效率研究方法和W.Beckerman社会保障转移救助效率模型,通过挤出率、漏损率、垂直支出效率、溢出率等反映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实施中对于目标家庭瞄准的准确性、瞄准的收入缺口、给付的公平性和实际的救助效果。 受访农户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看,不论是目标家庭抑或是非目标家庭对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都具有较高程度认知度和认同感。相比较而言,目标家庭对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更高的认知度和关注度、对于受益资格评估执行主体以及自己是否被纳入保障对象更为敏感、对于保障对象是否得到准确瞄准有着更好的判断或有着更高的期望、对于目前确定的保障标准有更高的满意度。这些都说明制度对于目标家庭更具有吸引力,制度的实施以及所确定的保障标准对于目标家庭具有作用,并产生一定的满足感。结果同时也显示保障资金的分配存在着复杂性,目标家庭对于保障资金的公平、合理分配要求更为强烈。 结果显示:在制度执行中,目标家庭与获得保障的家庭这两个子集并不完全吻合,表明制度执行中对目标家庭的瞄准存在着偏离。其中,挤出率(UR)为8.11%,漏损率(LR)为4.42%。瞄准的总偏离率为12.53%。从调研结果看,UR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往往更高,而LR往往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由于制度需要惠及目标家庭,因而UR应该引起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更大的关注。因此,进一步努力方向就是进行制度微调,制度微调的核心在于适当提高保障标准和相应扩大覆盖面。 目标家庭在获得给付后,产生了较好的救助效果。90%以上的目标家庭保障了基本生活需要,有12.61%的目标家庭获得给付后摆脱了贫困。调研数据显示,2007年获得保障的目标家庭年人均基本生活消费支出增加额约占当年年人均补差额的56.37%。获得保障的目标家庭消费倾向很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拉动农村最低收入家庭消费需求增长的作用十分明显。 为进一步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瞄准效率。从农户生计资产的视角出发,在5大生计资产中,分别选择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指标赋值、标准化处理、权重分配,构建农户生计资产量化指标体系,测算能够反映农户特别是低收入农户贫困程度的生计资产数值。根据生计资产总值进行位序排列,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家庭。应用结果表明农户生计资产量化分析方法可以对低收入农户进行准确的排序,并可以作为目标家庭获得给付金额的重要依据。
【学位授予单位】:福建农林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9
【分类号】:F32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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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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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钟茂初;让低收入群体不再惧怕CPI[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
7 刘骏民;解决低收入者住房要动用公共资源[N];中国房地产报;2007年
8 孙瑞灼;垄断企业补贴低收入群体值得期待[N];中国工业报;2007年
9 耿树枝 本报记者  霍晓丽 郭伟;给低收入群体以更多关爱[N];河北日报;2007年
10 饶军飞;把扶持资金措施落实好[N];丽水日报;2007年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前10条
1 谢东梅;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分配效果与瞄准效率研究[D];福建农林大学;2009年
2 刘畅;中国益贫式增长中的经济政策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09年
3 顾海军;公共项目经济评价问题研究[D];河海大学;2007年
4 向勇;西部城市低收入群体健身问题及应对机制研究[D];上海体育学院;2008年
5 张哲;板翅式换热器物流分配特性及换热的研究[D];西安交通大学;2004年
6 张一;影响社会稳定的物价因素研究[D];吉林大学;2012年
7 汤茜草;从“被中产”到“被消失的中产”:G市高校教师群体的住宅福利与阶层认同[D];华东理工大学;2012年
8 黄娟;基于人性需要视角的中国消费潜力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2年
9 吕宗耀;消费餍足性假设下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D];华中科技大学;2011年
10 李静;大城市低收入人口空间分布及其聚居形态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09年
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前10条
1 孙丽雯;体育对低收入群体不良心态的疏导机制研究[D];沈阳师范大学;2011年
2 吕小宁;山西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分析[D];山西财经大学;2010年
3 王怡;宏观调控视野下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11年
4 王真新;我国城镇低收入群体成因及解决对策研究[D];东北大学;2007年
5 何丽;建构低收入群体稳定度的社会背景指标研究[D];山西大学;2011年
6 苗毅;低收入群体稳定度的行为状况指标探讨[D];山西大学;2011年
7 陈南平;城镇低收入群体的现状和收入趋势的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2年
8 曹岳承;我国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的做法与问题[D];西南财经大学;2012年
9 陈蕴琦;太原市城镇低收入群体住房保障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10年
10 彭海东;上海低收入群体住房保障制度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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