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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财经大学》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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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中的全成本研究

杨青龙  
【摘要】:在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国际贸易迅速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动向、新特点和新趋势:贸易主体以跨国公司为主;贸易客体总量增大、结构升级;贸易方式日益多元化;贸易规则日益完善和规范化;贸易政策整体趋于自由化,但仍存在诸多非关税壁垒;“绿色营销”日益兴起。在此背景下,不少学者对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批判。那么,比较成本优势理论是否仍然有效,能否成为说明和解释国际贸易新动向、新特点、新趋势的理论工具?本文以“成本”为视角,以广义比较成本优势为理论支点,围绕“全成本是塑造比较优势的基础”这一核心命题展开分析,对国际贸易中的全成本进行了系统研究。 全文共分为五章,按照“总—分—合”的基本脉络展开。第一章作为导论,主要介绍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进行文献综述和评述、描述本文“两点一框”(包括理论支点、核心观点与论文框架)、阐述本文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等。现有文献分别从供给、需求、综合等视角探讨了国际贸易的动因,近年来不少文献基于供给动因,试图在国际贸易中纳入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拓展国际贸易的成本观。现有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和基础素材,但尚存在如下不足:一是对国际贸易动因的解释缺乏统一内核,二是对成本观的拓展有必要系统化。这构成了本文写作的切入点。 第二章首先明确国际贸易动因的分析视角,由于唯物史观表达了生产和供给因素的决定性意义、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基本遵循供给面因素的研究脉络、成本因素分析可以兼容供给面的其它因素分析、进行成本分析才能揭示比较优势的真谛等原因,本文选取成本视角,系统探讨国际贸易的动因,全面分析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其中,依据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提出的理论二分法——“硬核”和“辅助假说”,或曰“内核”和“外围保护带”,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是“用相对成本分析比较优势”(比较之比较);比较优势理论的外围保护带则表现为要素和成本外延的界定。为此,本文立足于“成本”视角、基于“比较之比较”的方法论(理论内核)、采用“优势”分析法(两优取重、两劣择轻),构建广义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以全面考察和探讨国际贸易中的全成本。国际贸易在形式上是商品和劳务的跨国交换,在本质上是产权的跨国转移。它作为一种交换活动,在长期的贸易实践中,必然通过种种途径和机制作用于各国的生产、消费、经济社会制度、资源要素流动、生态环境乃至今人和后人的生活水平等。成本是使用资源要素的代价或价值牺牲,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要素范畴不断拓展,其中劳动、资本、土地、管理、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七类要素均具有本质上的有用性、数量上的稀缺性、归属上的产权性、计量上的价值性,进而成本外延逐步广义化。成本的承担主体可能有企业、政府、社会乃至后人,它会以货币或非货币、直接或间接、自己(本国)支付或他人(他国)支付等方式支付。进而言之,成本是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关系中基于(广义)要素使用或耗费而引起的各种代价或价值牺牲。本文根据国际贸易活动的现实特征,结合国际贸易中的要素使用或耗费,将国际贸易中的种种成本归纳为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进而构建了本文的核心概念“国际贸易的全成本”。从内涵看,它是某种物品的产权在跨国转移中,发生于国际贸易过程,进而涉及生产和消费、经济和生态、今人和后人,使用一切资源要素的代价总和。从外延看,它是以国际贸易中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等为子系统的动态开放系统。这一概念包括三层含义:(1)全成本是一种代价总和;(2)全成本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3)当前,全成本的子系统可包括国际贸易中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国际贸易的要素和成本基础扩张为前提,构建了基于“国际贸易的全成本”的广义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全成本比较优势模型”表明,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基础。通过贸易思想史的回溯,本文指出古典、新古典和新贸易理论均论证了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它们都可表达为“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即PCAX/PCAYPCBX/PCBY(相关字母含义见正文),古典贸易理论从劳动生产率角度、新古典贸易理论从要素禀赋角度、新贸易理论从规模经济角度分别指出了产生上述不等式的原因。对此,本文进行了严格的数学逻辑证明,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的集成模型,证明了比较成本与机会成本的等价性。本文还指出竞争优势是一种广义比较成本优势,说明综合(广义)比较优势可转化为广义比较成本优势。因此,从纵向看,广义比较成本优势是对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的拓展;从横向看,广义比较成本优势可兼容竞争优势理论和综合(广义)比较优势理论。 第三章分别对国际贸易全成本的四个子系统展开分析。第一,国际贸易中的生产成本是在外贸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使用或耗费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等各类传统要素的代价或价值牺牲。产品内分工出现后,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细化,这有助于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从而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它的具体形态有员工工资、房屋设备租金、银行利息、教育培训支出、土地地租、管理者报酬等。从量上看,国际贸易中的生产成本等于生产外贸产品过程中消耗的各种要素的数量与其价格的乘积之和。无论产业间贸易理论(含古典、新古典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还是产品内贸易理论,都是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在不同分工形态下的具体体现。第二,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是使用各类国际贸易制度的代价或价值牺牲,表现为国际贸易活动中制度整合其它资源时相关当事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它的具体形态有搜寻交易伙伴的成本、交易磋商的成本、签订进出口合同的成本、履行进出口合同的成本、处理争议的成本等。从量上看,本文以“贸易成本”作为“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的代理变量,以诺维(Novy,2008)模型为基本分析工具,以中日贸易为例,实证分析中日双边贸易成本在1980年—2006年问发生的变化,结果发现,在不同时期贸易成本有升有降,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日双边贸易成本呈加速下降的趋势。将制度这一重要的生产要素内生化以后,国际贸易中使用制度要素的代价——交易成本就必然地进入到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第三,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是由于国际贸易活动及其相关活动(如以对外贸易为目的的生产、运输、消费、回收利用等)而产生的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或价值牺牲。它的具体形态有环境税费制度造成的代价、绿色技术标准制度造成的代价,绿色卫生检疫制度造成的代价、绿色包装制度造成的代价、绿色环境标志(标签)制度造成的代价、绿色关税制度造成的代价、绿色补贴与反补贴制度造成的代价等。从量上看,在环境成本的测算过程中,往往方法不同会导致结果各异,由于不同具体测算方法之间缺乏统一的方法论基础、完善的生态环境市场尚未在各国形成,对国际贸易中环境成本的测度很难达成共识。“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本文主张通过以明晰产权为基础的“市场”方法测度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一旦将分析视野由单纯的经济系统拓展到经济—环境大系统,将生态环境要素内生化以后,国际贸易中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环境成本就必然地进入到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第四,国际贸易中的代际成本是由于国际贸易活动及其相关活动(如以对外贸易为目的的生产、运输、消费、回收利用等)而产生的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代价或价值牺牲。其中,本文将“可持续性”理解为一种“代际公共品”和投入要素,它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时间性和后代人“缺位”等特征。国际贸易中代际成本的具体形态有资源税费制度造成的代价、资源出口配额制度造成的代价、资源关税(出口税)调节政策造成的代价、资源出口行政限制措施造成的代价、资源进口储备政策造成的代价、资源基金制度造成的代价等。从量上看,现有文献中关于代际成本的测度有多种方法,其中替代法的影响较大,本文详细介绍了替代法的测算思想和测度公式,并对之展开了评论,为代际成本测度方法的完善提供了思路。一旦将分析视野由静态经济—环境大系统拓展到动态经济—环境大系统,将“可持续性”要素内生化以后,国际贸易中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代价——代际成本就必然地进入到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 第四章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试图构造国际贸易全成本分析的理论框架。就逻辑关系而言,由于传统经济学中“生产”反映的是人与物(不含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交易”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于是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内生于经济系统;对“成本”范畴作空间维度上的拓展,在考虑经济系统的基础上纳入自然支持系统,于是环境成本作为一项新的成本被纳入;对“成本”范畴作时间维度上的拓展,在考虑经济系统、自然支持系统的基础上将其动态化,于是代际成本作为一项新的成本被纳入。那么,全成本由上述四大成本有机耦合而成。国际贸易中的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之间既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也有相互制约的一面,二者共同构成了经济系统内部的主要成本;第二,环境成本的形成离不开人与人打交道的过程,可以说它是由于政府的环境调节行为所形成的一种交易成本(制度成本),而从人与物的角度说环境成本内在化直接表现为生产成本的一个追加部分。第三,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同属外贸企业的两类社会责任成本,二者在数量上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代际成本甚至可被视为交易成本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且短期的生产成本和长远的代际成本之间往往也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国际贸易中的全成本展开了层次态分析。按照历史演进过程,分别概括了“生产成本Ⅰ塑造比较优势”、“生产成本Ⅱ和交易成本Ⅰ共同塑造比较优势”、“生产成本Ⅲ、交易成本Ⅱ和环境成本Ⅰ共同塑造比较优势”、“生产成本Ⅳ、交易成本Ⅲ、环境成本Ⅱ和代际成本Ⅰ共同塑造比较优势”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命题,指出了不同时期比较成本外延上的差异。然后,以社会人、可持续发展、经济—环境大系统等为基本的人性和时空假设,构造了同时包含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模型,对本文的核心命题给予了严格的逻辑证明,并认为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作为一种综合比较优势,由禀赋比较优势、制度比较优势、环境比较优势和可持续性比较优势等有机结合而成。 第五章是国际贸易全成本分析的政策含义。首先,明确政府的政策目标、手段和角色。国际贸易全成本分析的政策目标在于促进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相容和统一。为此,应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制度、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性”都可能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由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相应地,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便从外部成本转化为内部成本,成为了“国际贸易的全成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四种成本形成过程中,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分别表现为:在生产成本形成过程中,政府是“守夜者”;在交易成本形成过程中,政府是“规制者”;在环境成本形成过程中,政府是“调节者”;在代际成本形成过程中,政府是后代人的“守望者”。然后,本文以“全成本塑造比较优势”作为指导思想,对我国是否以及如何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提出了“一项基本原则”和“四大具体策略”。具体而言,“一项基本原则”指“以系统观念认识对外贸易中的成本和收益”。“四大具体策略”分别是:理性参与国际分工谋求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制度创新和其它手段密切配合,谋求基于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步完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谋求基于环境成本的比较优势;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谋求基于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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