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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的远与近

陈治国  
【摘要】: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处于其存在之思的中心地带,并且这种关系也是海德格尔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长久以来,人们对这种关系的表现形态、具体内涵、发展过程和可能后果等问题的理解却是聚讼纷纭。本项研究紧紧围绕1937年左右以来海德格尔的一个基本命题,即形而上学具有存在论—神学(Onto-Theo-Logie, onto-theo-logy)的二重性进路,借助于对海德格尔文本的重新阅读以及对部分代表性研究成果的辨析,努力揭示:(1)形而上学具有存在论—神学的二重性进路这一论断,是海德格尔面对当前时代政治—伦理的基本困境而寻求透彻地理解并应对这种困境之际所做的哲学解释。(2)该论断不仅出自于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解构性重演(Wiederholung, repetition/retrieval),而且适用于他在此之前的思想探索,即1917-1927年的基础存在论具有本质—先验追问方向的存在论进路的基本特征,1927-1937年的后存在论(Metontologie, metontology)具有实存—超验追问方向的神学进路的一般品格。(3)贯穿于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之三大阶段的基本方法乃是解构(Destruktion, destruction/destructuring),这种解构的基本精神在于,通过与传统思想的对话揭示出在传统那里已经内在地发生作用但是未曾明言或者尚未被发掘出来的东西,从而既促进对传统的深刻理解,也展现传统所能够提供的可能发展空间。(4)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之解构与神学之间具有不容忽视但又必须小心处理的密切关系,包括它的神学来源、神学向度以及神学意义等。(5)无论是海德格尔本人言说存在的方式,譬如,“天、地、神、人”四重整体(das Giviert, the fourfold)观念,还是当前哲学领域的实践哲学转向,无论是所谓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宗教言说方式,还是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之路径筹划,都仍然处于远离但又切近形而上学的悖论性状态。 具体来说,该项研究除了导论之外,分为六大部分。导论主要是揭示了本项研究的基本框架,即海德格尔的思想分期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国际学界主要提出了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也是最流行的一种观点是由美国学者理查得森提出来的,即以1930年《论真理的本质》为界线,分为前期海德格尔和后期海德格尔。前期海德格尔以此在为中心,后期海德格尔以存在为中心。但是这种“转向”同时内在于存在的运动之中,这就是当此在走向存在之际,存在也走向此在。第二种观点以伽达默尔、珀格勒等为代表,根据对早期弗赖堡讲稿的研究,他们认为海德格尔自始至终的惟一主题是走向存在,因而只有一条道路。第三种观点以博德尔等为代表。按照这种观点,相对于传统形而上学所思考的三大整体即上帝、世界和灵魂,现代思想所指涉的整体则是世界、历史和语言。与此相应,海德格尔思想可理解为一条道路中的三个阶段,即世界性(意义)、历史性(真理)和语言性(地方)。上述三种观点各有其理由,也都各自具有众多追随者,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海德格尔本身讨论存在问题的方式而展开的。我们认为,存在问题固然是海德格尔思想的中心问题,但它也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因而,从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来审察海德格尔思想的进展不仅能够更加凸显海德格尔与西方思想传统的丰富互动,而且也希望由此更为清晰地展现海德格尔思想的具体走向乃至其自我反省的力量。而着眼于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我们把其思想历程划分为“现象学的十年”(1917-1927)、“形而上学的十年”(1927-1937)和“克服形而上学阶段”(1937-1976)。除此之外,导论部分还涉及关于本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与评析,本项研究的思路、重点、难点和方法等,兹不详述。 第一章揭示了1937年前后以来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之解构的中心主张——形而上学乃是一种存在论—神学或者说具有存在论——神学的双重机制—的研判动力、具体内涵、一般效力与后果指向等。简单来说,为了面对当时德国进而整个西方政治——伦理的虚无主义,海德格尔要求迂回到对形而上学之本质的经验和透视中去。按照他的观点,形而上学在存在问题的牵引之下,具有二重性的超越进路。其一,存在论的进路。这种进路沿着本质—先验的追问方向达到普遍之物,即最普遍的存在者,这种最普遍的存在者在柏拉图那里就是理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是形式,在康德那里就是范畴,在黑格尔那里就是绝对之在场,在尼采那里就是权力意志。其二,神学的进路。这种进路沿着实存—超验的追问方向达到最高之物,即最高的存在者,而最高的存在者——即最真实、最独特、最完满的存在者——在柏拉图那里就是理型领域中善的理型或者说善本身,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是纯粹现实或者说神,在康德那里就是作为道德公设的上帝,在黑格尔那里就是朝向其自身的在场中的绝对状态,在尼采那里就是同一者的永恒轮回。不过,无论是存在论的进路还是神学的进路,都没有达到其超越所意向的存在,因为两种不同的建基方式最后都表明自身没有真正命中那无基深渊般的存在本身;那使得存在者成其为存在者的存在乃是既显又隐的东西,在自我解蔽的同时又自我保藏、自我隐匿。但是,也正是由于存在本身的二重性活动机制,形而上学的存在之遗忘状态就不可避免。当然,形而上学的存在之遗忘状态作为一种虚无主义,它的后果也是严重的,这就是技术的虚无主义——危机重重而令人窘困的当前时代正是技术的虚无主义君临一切的时代。由此,形而上学也正处于一个“终结”阶段,一种全面胜利的实现之中。而形而上学的终结和全面实现也预示着存在历史(Seinsgeschichte, history of being)的另一开端之可能。不过,对于当前这个过渡阶段来说,一种非形而上学的哲学或者说真正的思想要在一种既惊恐又畏惧的抑持(erschreckend-scheuen Verhaltenheit, startled, awe-full reservedness)之基本情调中去思索存在、经验存在,从而为存在历史的另一开端准备道路。 第二章聚焦于“现象学的十年”期间海德格尔所发展出来的基础存在论并揭示了其所体现出来的本质—先验追问方向的存在论特征。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形而上学的存在论进路在于,一个基础性的存在者在对诸存在者“给出根基”(ergrunden, giving the ground)的意义上“建基”,一种自下而上的建基,一种普遍性意义上的先验性建基。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基础存在论正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建基工作。一方面,基础存在论与其说刻画了此在之存在的个体性、处境性,不如说它实际上给出的是此在的生存论基本结构和时间性的普遍特征,即揭示出那种虽然具有时间性、却不再是时间性的、历史性的结构;另一方面,此在那种基于时间性的一般本真结构乃是存在的可能性条件。这与康德的先验批判工作所证明的那个结论——即自我或先验统觉及其诸知性范畴构成乃是对象以及对象知识的可能性条件——的合辙之处可谓是不言而喻。并且更重要的是,经由具有如此浓厚之康德式的先验色彩的基础存在论很难通达非存在者层次上的存在之意义。 第三章解析了“形而上学的十年”期间海德格尔所构想的后存在论及其所体现出来的神学的形而上学特征。按照海德格尔的立场,神学的形而上学或者说形而上学的神学进路在于,最高的存在者在“建构”或“论证”(begrunden, founding)诸存在者的意义上“建基”,“建立”存在者从中流行出来并根据之而“合法化”的源泉,可谓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建基,一种着眼于实存方式的超验性建基。不过,我们的研究同样表明,作为把存在者整体课题化的后存在论探究,无论是从动力(部分在于从存在者层次上为此在的存在之理解这一存在论规定进行说明并由此为现象学的存在论建基)和方法(重演亚里士多德的神学)方面考察,还是从实质后果方面考察,都具有不容忽视的神学的形而上学的一般品格。另外,我们认为,尽管后存在论遵循着形而上学的神学进路,但是它也为后来基于存在历史之概念背景的形而上学解构留下了重要遗产,譬如存在历史的另一开端所凭依的基本情调问题以及“本有”(Ereignis, enowning)这一概念的来源问题。 第四章探讨了作为方法的解构在推进海德格尔与形而上学之间关系的发展和转变中起作用的具体方式。在“现象学的十年”中,海德格尔着重发展的诠释学或诠释学的现象学就在于通过解构古希腊—基督教人类学构造出一种基础存在论,从而在系统的意义上为现象学的存在论即形而上学建基;在“形而上学的十年”中,海德格尔的解构表现为通过对存在论历史的重演发展出一种后存在论,这种后存在论既是对基础存在论进而现象学的存在论建基,同时自身又构成了形而上学的重要内容。当然,作为诠释学的解构和作为存在论历史之重演的解构之基础都在于此在的历史性,而1937年前后以来海德格尔的解构工作更多地表现为基于存在历史的新观点来克服形而上学本身,这种克服并非是要消除形而上学,而是在思及形而上学之本质的意义上经受(Verwindung, recovery)形而上学。但是,无论解构方法表现为何种形态,其要义或者说本真精神在于通过不断地与传统的不断周旋、对话与争执把那种或那些已经起着条件作用但被忽视的东西显示出来,从而既促进对传统的真正理解,又可以为一切新的想象与探索开辟道路。 第五章在“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之解构与神学的关系”这一标题下着重探讨了形而上学之解构的神学根源;形而上学之解构的神学向度;形而上学之解构的神学意义等。尤其强调了这一点,即,虽然不能彻底否认海德格尔哲学在神学中的任何应用之可能性和可行性,但是不应忽视其中的障碍或冲突。 第六章,作为结论部分,主要提出了四个论点:(1)“天、地、神、人”四重整体概念作为后期海德格尔言说存在问题的重要代表性方式,乃是暗自袭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但海德格尔立足于自身的时代问题也进行了有意义的突破和转换。(2)面对技术时代的伦理困境,一种真正适切的应对方式,既不能有如当前学界那种很大程度上局限于道德规范和道德品格之考虑的修修补补的工作,而彻底放弃或根本无视存在问题或者与形而上学相当的东西之探究,也不能有如海德格尔那样始终盘桓于存在问题而构想完美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而是必须思索如何能够把深邃而高远的眼光与具体规范途径的构建结合起来。(3)在一种所谓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对于宗教信仰的基本事情的有意义言说仍然无法避免“形而上学”,至少不能不使用概念、范畴和推理。但是必须要在一种公开的宗教交谈中,每一宗教信仰言说者所持有的那种理解方式、信仰方式的局限性才能暴露出来,从而真正意识到人自身的有限性,并做出可能的内在调整或丰富。惟有如此,才能守护并真正处于宗教信仰应有的那种基本状态即“虔敬”之中。并且惟有通过这种暴露各自局限、促进自我反思的宗教对谈,一种“普遍神学”的设想才得以可能。(4)由于当前中国仍然处于并将继续处于技术主义从而也就是形而上学的辖制之中,所以当代中国哲学的任何有意义发展无法避免对形而上学的深入探究,否则将无法理解这个时代以及我们自身;另一方面,作为从一种高度异于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或思想传统中生长起来的民族,在我们的典籍、艺术、语言、文物乃至思维方式中仍然部分地存在着抵抗形而上学的力量。要把这种东西真正转换为现实的力量,自然离不开对这种力量的提炼、聚集和表达,而这种工作的成败关键之一在于如何能够从我们自身的典籍传统中提炼、发掘出能够交流和理解而又具有实质内涵的概念、范畴与叙述框架,而不是不自觉地或无节制地一味援用来自于形而上学的类似物,因为后者有其不可祛除的、非普遍的实质内涵和作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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