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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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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崔德华  
【摘要】: 从风险社会理论产生的背景来看,西方社会正置身于蓬勃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意味着变动不定,因而许多因素呈现出极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刺激了风险的产生。这意味着全球化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带给人们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幅幅令人深为不安的风险图景: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风险,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在这一背景下,以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和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把握到了当代人类社会发生的重大变迁,敏锐地认识到了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风险现实,试图从风险的视角来反思和批判社会的发展,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用风险社会来概括当今人类社会的特征,进而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正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迈进,我们日益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里,风险社会已经成为人类不可避免的境遇。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是一个富有洞察力、具有远见卓识的理论,它是存在于现代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中的以当今人类社会深刻变迁为研究基点的重要社会思潮,给人们提供了审视和反思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视角。风险社会理论,既代表了西方社会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又反映了当前阶段人类社会发生的深刻变迁。20世纪80年代以来,切尔诺贝利核泄露等一系列重大灾难事故的接踵而至,验证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合理性与深刻性,并逐渐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 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正在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从传统社会过现代社会,从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变,由此进入了急遽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期,而这种社会转型是以“压缩饼干”的历史浓缩形式进行的,具有强烈的时空压缩性,传统、现代与后现代性以及本土与全球等交织在一起,使得社会转型具有了复合性的特点。西方社会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在中国大量出现了,各种风险不断呈现,风险类型多样化、风险主体多元化、风险关系复杂化,使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面临极大的挑战。这不仅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但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迅速分化,进入了风险的多发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中各种不和谐因素与风险蜂拥而出,甚至以一种激烈的、爆发式的形式表现出来,主要有:经济风险依然存在;腐败现象依然严重,干群关系紧张;社会阶层加速分化,部分社会阶层被抛离在正常的社会发展进程之外,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三农”问题严重;就业问题突出;社会公共治安形势严峻;道德滑落,使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遭到严重的破坏。在这个关键时期,如果采取的风险应对政策切实有效,各种风险处理的好,就能有效协调各个风险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建构起合理的风险分配和承担格局,降低各种风险的发生,消除风险的影响,比较顺利地进入更高发展阶段的轨道,实现社会和谐;如果处理得不好,不但无法解决旧有的风险,新的风险反而不断涌现出来,甚至导致社会混乱,社会将陷入停滞、徘徊,甚至倒退。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如何构建这样的社会便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前途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已经充分认识了这一点,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明确指出社会政策和国家制度的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关键。 作为一个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现实为起点的理论,风险社会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忽视了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特殊性风险的关注,因而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面临的风险问题,但这种理论所具有的深刻的现实性、敏锐的风险意识、对风险社会出路的积极探寻,无不具有深刻的启示和借鉴价值。当前中国正处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既面临着全球风险的考验,又经历着特殊的转型风险,这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鉴于当前阶段中国面临着诸多风险考验的现实,迫切需要我们系统深入地研究源自西方学者倡导的风险社会理论,这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西方社会学理论当前的发展状况,也有助于我们深刻当今人类社会的深刻变迁;既有助于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促进理论创新,也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正确认识和分析中国所面临的风险景象,增强和塑造风险意识和风险观念,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风险进行“会诊”,更好地规避和化解风险,实现社会和谐。“和谐”是相对的,和谐社会并不是无风险的社会。为了规避和化解风险,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构想,这是对风险社会理论的一次重大超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治理风险的过程。 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主要运用辩证分析法、理论阐述和实证分析相结合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试图对产生于西方社会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客观的分析,并力求从中总结出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以推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具有深刻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该理论被赞誉为给二战后沉闷的西方社会理论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在社会理论界、政策研究界和公众的影响相当巨大。尽管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等诸多国情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在全球风险日益呈现的今天研究源自西方国家的风险社会理论来为我所用,即借鉴其中的精华部分以指导和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就成为难以规避的时代课题和必然选择。通过加强对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现实有着独特认识和深刻见解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借鉴其有价值的部分,正确认识和分析当前中国面临的风险现实,制定适合本国风险特点的应对策略,健全各种机制,强化社会政策,妥善治理和化解风险,顺利度过社会转型期,是中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本文在研究结果方面取得了一定创新和突破,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本文认为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在对当今人类社会的深刻变迁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个具有反思性的时代课题。本文追溯了风险概念的渊源与演变,从贝克、吉登斯等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者的经典著作入手,考察和研究他们对风险及风险社会概念的独特性理解,阐述了全球化背景下风险社会所具有的特征,初步建构起一个较为完整的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框架体系。其次,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解读。本文认为西方学者倡导的风险社会理论,决不仅仅是发泄不满情绪或制造危言耸听的言论,而是试图寻找出一条能规避和解决风险困境,超越风险社会的有效出路。本文对他们所设想和规划的应对风险社会的策略和出路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力求以科学的态度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论,梳理了这一理论所具有的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以及自身无法解决的局限性。指出它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开辟了新颖独特的风险研究视角,扩大了理论界对风险研究的视域;既继承了以往批判理论所蕴涵的深刻的批判精神,又进行了积极的建构:它提供了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思路:增强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和风险观念。接着,又较为深入地分析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局限性,指出了它具有西方中心主义、未能解释风险社会的形成原因、未能找到风险社会的根本出路。再次,全面分析了当今中国面临的风险现状。本文并未刻意回避当前中国面临着一系列风险的现实,认为当今中国已进入风险的高发期,面临全球风险和国内社会转型风险的冲击,经历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元风险的考验;考察和总结了中国面临的风险的多发性、复合性、结构性等特征;试图对中国面临风险考验的诱因进行追根究源。最后,提出了如何构建和谐社会,防范和化解西方社会风险的新思路。针对当前中国面临的风险现实,提出了解决风险困境、跨越风险社会的具体思路。从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的态势来看,尽管当前阶段中国面临着一系列风险的考验,但中国并没有进入到西方学者忧虑不已的风险社会阶段,社会发展态势总的来说是和谐的,和谐中依然存在着风险,发展与风险并存、风险与和谐同在这样一种状态。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学者的著作众多,研究视角各有侧重,再加上中西语言间的差异,要全面把握风险社会理论绝非易事,因而未能对博大精深的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有一个透彻的认识,因而对该理论的研究和理解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比较肤浅的。其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辩证地分析这一源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方面,分析得也不是很透彻,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再次,对如何立足于西方学者倡导的具有深刻警示意义的风险社会理论,得出有益的启示,从而聚焦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风险现实,正确地认识所面临的全球风险和社会转型风险,规避和解决风险,实现社会和谐等重要问题研究得还不够细致、深入,亟待拓展和完善。最后,本文选取一个新的角度,相应地也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这种宏观的、深层的探究也需要较高综合的驾驭能力,而本人的理论视阈和能力有限,因而在占有资料和总体论述上难免“心有余而力不足”,未能对现有材料充分地消化、吸收。今后的努力方向:虽然本文依然有很多不足之处,但终归是在学术研究方面迈开的重要一步。我将会以此文为研究的发轫点,坚持不懈,深入探索。将西方社会风险社会理论与我们党所提出的具有深刻现实针对性与前瞻性的和谐社会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中国可以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规避风险的冲击,这必将极大地拓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与社会实践理论的新领域,为社会主义中国克服和化解风险,提供一个良好的契机,也必然成为一个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时代课题。
【学位授予单位】:山东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8
【分类号】:D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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