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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及其学派研究

刘红霞  
【摘要】: 曾子,姓曾,名参,鲁国南武城人,是孔子晚年的杰出弟子之一。曾子崇尚独立人格、注重内省、躬行孝道、重视天道,被后世尊称为“宗圣”。今本《大戴礼记》“《曾子》十篇”保存了其修养观、孝道观、天道观方面的重要思想,是除《论语》、《孟子》之外,研究曾子思想的主要依据。曾子设教武城,培养出子思、乐正子春等杰出弟子。子思反身而诚,大谈性与天道,其学传之孟子,为孔门儒家传统之大宗,自唐代韩愈从道统立场确认子思、孟子以来,“思孟学派”受到普遍关注,宋明理学更是极力推崇子思、孟子的心性之学。乐正子春则将曾子的孝道思想发展到了极致,其思想为汉代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统治政策所利用。曾子、子思、孟子的学术传承对中国学术史和儒学史影响深远。曾子既是孔子学说的主要传播者,又是思孟学派的开启者,在儒家文化中居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他继承和发展孔子思想,在发扬儒家学说、传播儒家思想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其学术地位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关于曾子各个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本文旨在对曾子的学术贡献和儒学贡献作系统的分析整理,对曾子在中国儒学史和学术上的重大成就作一总结,以便人们更加全面、准确的了解曾子,清晰的认识曾子的学术贡献和历史地位。 本文主要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学界迄今为止关于曾子的研究成果,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虽然总体来说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依然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第二章以大量的史料为基础,对曾子的家世和生平进行梳理,并结合上博简《内豊》篇对曾子的著述进行了探讨;第三章以先秦史料和宋人对曾子的评价为依据,对曾子的性格特点进行分析,指出“参也鲁”的性格特点是曾子弘道的意义所在,并从曾子与其他孔门弟子的交往互动中突出“参也鲁”性格特点;第四章系统梳理了曾子思想特色的三个方面,即士的价值定位、孝道理论和实践以及反身内求的道德自觉功夫,探讨了曾子与《孝经》、《大学》的关系;第五、六章藉由历年学界关于郭店楚简的研究成果,对曾子弟子及其学派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主要是传承曾子内省慎独之学、进一步发展孔门心性之学的“予思之儒”和传承曾子孝道思想的“乐正氏之儒”,该部分还对曾子其他有名可考的弟子作了简要介绍;第七章从整体上对曾子对儒学的贡献进行总结。 本文主要采用训诂和历史相结合、传世资料和考古资料相结合以及人物比较的方法,并在对《曾子》传本的考述上运用了版本学的研究思路。在对前人成果进行批判吸收的基础上,本文以大量翔实的史料为依据,对曾子的著述、性格特点、学术贡献乃至学派特色等方面进行详细而又系统的整理,提出了一些比较具有创新意义的观点。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结合新出土的考古资料,探讨了《曾子》书与“《曾子》十篇”的关系。《曾子》一书早佚,今本《大戴礼记》中以曾子题名的十篇(简称“《曾子》十篇”),是否为曾子所传,一直以来争讼不休。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曾子思想特色角度切入,将上博简《内豊》篇的文句内容,与今本《大戴礼记》中的《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等篇逐字逐句的分析对照,发现两者在“忠”观念的理解、善养父母之志、子为父隐、谏诤思想等方面,记载类似且精神大致相同。同时,在比较的过程中发现,“《曾子》十篇”在各时代思想嬗变中,遭到更改删动的痕迹,而竹简本却因埋于地下而幸免于难,从某种意义上说,出土的《内豊》更真实反映了《曾子》书的原貌。《内豊》篇早出,作为文献来源的“《曾子》十篇”则应当更早一些。因此,关于《大戴礼记》“《曾子》十篇”出于汉儒之手、为后人所仿作的说法已不能令人信服。 二、以曾子与其同门的交往互动为线索,通过他们之间言语的交锋与思想的碰撞,对曾子的性格进行深入分析,指出性格上“鲁”的突出特点是他能够得传孔子一贯之道的关键因素之一。曾子性格鲁钝,不捱到透彻,不肯放弃,所以他对孔子之道领会的比较深刻,在义理的把握和理解方面明显优于他人。与曾子交往的孔门后学弟子中,有若性格可上可下,随波逐流,对孔子接班人地位并未积极争取,因此,扛起传承孔子之学的任务不能通过他这一派来完成。子张为人喜好高谈阔论,刻意追求“容止”、“威仪”、“容貌辞色”、外在的名声等表面功夫,而缺少内在心性的涵养:子游好从宏观方面来看待礼乐,往往太过于理想化而无法实现,其最大的缺憾在于忽视日用功夫;子夏最大的问题在于只沉溺于经典文字的钻研探究,缺乏对儒家义理的追求。所以,他们三人虽各有圣人之一体,但却不具备弘道的潜质。曾子则不同,他以“弘毅”自许,自觉地肩负起弘道的使命,毅,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鲁,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美好品德。因而,一旦他下定决心,便能心无旁骛,靠内心之执着,豁然贯通。“参也鲁”决定了曾子是孔门弟子中,除颜回以外唯一传道之人,因而能够备受宋明理学家推崇。换言之,曾子“鲁”的性格特点,正是“曾子气象”所以成就之处。 三、从士阶层的变迁历史、内在特质的角度,肯定了曾子对士的价值期许所做的贡献。曾子时代,士为了追求入仕的机会,不惜胁肩谄笑、阿谀权贵,偷合苟容、迷乱狂生之辈不在少数,针对士的逐渐庸俗化,曾子提出“士不可不弘毅”、“任重道远”,以期重新定义士的角色。曾子认为,士人与其他阶层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有文化知识,而且有高尚的思想品格和独立人格。因此,他们的精神文化和独立人格,使他们足以傲视万乘之君。其后子思“恒称其君之恶”、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皆承此而来。在孔子“以道自任”的基础上,曾子进一步认为,士人不仅要用所掌握的知识道义规范自身,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应具有改造社会、造福百姓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这种救时济世的高尚情怀,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想,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塑造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有的抱负感、使命感,凸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特色。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时代,曾子的人格和理想追求,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四、对曾子的孝道思想作了系统的梳理,在肯定前人关于“《孝经》并非曾子所作”的观点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论据。首先,从行孝的本质和动力来看,曾子行孝是依靠内心的自觉,通过行孝者的道德自律、反求诸已就能实现孝道,而《孝经》则是“依法治孝”,这是两者的本质差别;其次,从“忠”的内涵来看,曾子孝道思想的基本精神在“敬”,而《孝经》的本意就是要将君与父相连一起,以孝说忠,因而,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此外,还结合上博简《内豊》的有关论述,说明原始本《曾子》强调君臣之间义务的双向性,这与曾子要求当王者之师而不是帝王的臣仆的独立人格是一致的,与《孝经》强调绝对忠君相抵触,因此,《孝经》并非曾子所作。 五、对历史上有关曾子的记载和传说进行分析,驳正了历史上的曾子形象。传统观点中,一提起“愚忠愚孝”,就很自然地将之与曾子联系起来,以至于两千多年来,曾子一直被当作“移孝作忠”的始作俑者而倍受后人挞伐。事实上,这是对曾子的误解和曲解。汉初儒者为了官爵厚禄,迎合统治阶级以孝治天下的需要,更为了在孝行突出的曾子那里找到他们需要的依据,因而刻意塑造起“愚忠愚孝”的曾子形象。从先秦史料和新出土的考古资料来看,曾子是既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又具有士的独立人格的君子儒,他恢弘刚毅,坚定果决,不屈服任何权力的威逼和金钱的诱惑,不仅有别于无恒产也无恒心的俗儒、卑儒和阿谀之儒,更不能等同于秦汉之后臣下应无条件效忠君王的“愚忠”之辈。实事求是地评价曾子,拨开关于他记载和传说的层层迷雾,恢复曾子的历史真面目是本文的又一个创新点。 六、前辈先贤对于郭店楚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竹简的学派归属或者竹简的义理思想,而对于这批竹简的源头——曾子,以及曾子与子思的关系论述较少。本文一一辨析了前辈学者关于子思师承的种种说法,认为子思于诸孔门弟子中与曾子关系最为密切,二人日常生活中接触较多,子思受曾子影响较其他孔门弟子为多是不争的事实;接着确定郭店楚简中属于子思一系的篇章,分别从郭店楚简看曾子与子思的“反求诸已”、“孝道”和“君子集大成”思想,肯定二者在思想上确实一脉相承。子思师承曾子,除了上述思想脉络上的传承外,还由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孟子之学又远绍孔子、曾子而得到联系。孟子本人对曾子也相当的推崇。最后,笔者论证了思孟五行与曾子也有密切的关联。曾子将“五”数与德行联系起来,之后的思孟学派将德行与五行对应起来,并赋予“五行”道德意义上解释,就是荀子在《非十二子篇》所批判子思、孟轲一派的“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从郭店儒简及其相关研究成果角度入手,分析子思之学上承曾子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 总之,本文从曾子的生平、著作、性格特征、思想特色、学术贡献以及学派传承等方面,对曾子的一生和重大成就做了系统的研究。对于一些长久以来存在争议的问题,则在坚持尊重史料的基础上,适当采用当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意见。本文提出的一些论点,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希望可以对以后的儒学研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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