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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正义》所见孙诒让名物训诂研究

钱慧真  
【摘要】: 名物训诂是训诂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国最晚从周代开始就有了名物辨识工作,自《尔雅》起逐步形成了名物研究的传统模式,并在清代达到高峰。此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大量地下实物的发现,中国学者在继承传统学术方法的同时,把一些新的材料应用到名物训诂中去,结合考古实物、方言异俗和文献记载的考证,突破了传统上文献与文献之间循环操作的模式,将名物研究推进到现代名物学研究的阶段。孙诒让《周礼正义》正是产生于这学术研究新旧交替之际,在中国名物训诂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它达到了传统名物训诂的高峰并对现代的名物学有一定的启发。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样一部重要的名物训诂著作还没有做系统的研究,这不利于我们在总结前人学术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展开现代名物学的研究。 本文以《周礼正义》为例,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在新时代名物研究的背景下,对孙诒让名物训诂的方法和内容进行归纳和总结,进而对孙氏名物训诂的意义和不足予以分析和纠正。 本文的研究意义: 第一,有助于弥补当今学术界对于名物训诂和孙诒让学术研究的不足。 第二,有助于总结清人训诂特别是名物训诂的价值和不足。 第三,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材料。 本文的创新之处: 第一,本文把现代考古学的成果应用到训诂学领域,试图在这种新的视野下审视孙氏的名物研究。这既是对孙诒让研究的重要补充,也是新条件下名物研究的一个重要探索。从选题到方法都具有一定开创意义和挑战性。。 第二,本文通过孙诒让与郑玄、程瑶田历时共时的比较研究,总结了孙氏在名物训诂方法上的继承和创新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传统礼学名物训诂的总体特征及其未来走向。这种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 第三,本文在总结孙氏名物训诂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其在词汇学、辞书学、考古学等各个学科的应用价值,扩展了往昔训诂学的研究领域。 下面按章节顺序分别概述本文所做的主要工作和得出的基本结论。 第一部分即绪论,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梳理从两汉时期到清代“三礼”名物研究的历史脉络,总结名物研究在各个时代的特征。二,探讨孙诒让的生平和学术渊源,说明《周礼正义》的成书情况。三,介绍与本文有关的研究现状、选题原因和意义、研究方法等。 第二部分即第一章,主要界定“名物”的含义,并对《周礼正义》中的物类系统做了统计说明。包括两方面:一,从文献材料出发,结合前人的注解,从所指和词性的角度对“名物”进行了界定:名物是属于某一物类的具体特定之物,它们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区别性特征;从语言的角度而言,它是音义关系在约定俗成中形成、为全民所普遍接受认可的名词或短语。二,通过这一“名物”的界定标准,我们对《周礼正义》的物类系统进行了划分,划定《周礼正义》一书中包括14类名物。这些名物的物类系统又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层级性、系统性、普遍性。本文对名物的分类主要依据刘兴均所划定《周礼》的物类系统,但又有所不同。 第三部分即第二章,归纳和总结孙氏对名物名实关系研究的成就。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对名物名称的研究。孙氏研究了名物的异名别称,不仅仅指出了异名的类别,还着重说明了异名别称为通名所没有的那部分内容,包括提供来源、揭示含义、介绍某些使用的条件和方法等,这些为现代专科性辞书的编纂提供了参考。孙氏分别从名物的形制、方位、色彩、功用等方面揭示了名称的来源,还从历史的角度说明了称名的演变等。二,对名物所体现的文化含义的阐释。主要是阐释了名物所体现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风俗文化等,把名物放在广泛的文化层面来辩物释名。三,对于名实关系的总体观照。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欲得名先明物;一名多义,义义转换;欲求物名时代性,必求物实时代性;二重证据法完成了名与实的契合。孙诒让在名物训诂中严格遵守这四个原则,对名物的“名”与“实”作总体的观照,从而把名物训诂与一般词语训诂区分开来。他既将名物词视为“物”,在文化层面上辩物、识物、揭物,又将名物词视为“词”,以各种方法探究与词义有关的问题。在方法操作上达到了解物与释名的统一。 第四部分即第三章,孙诒让名物训诂对传统训诂方法的运用。主要包括五部分:一,以形索义方法的运用。孙诒让通过考察名物词的字形来解释名物。他指出并分析了名物词的诸种字形关系,对于名物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二,因声求义方法的运用。本节主要探讨了因声求义方法在明假借和系同族、探名原等方面的运用。三,类比方法的运用。孙氏运用类比方法来诠释名物的形制、性质、功用、得名之由及其同族现象。运用类比手法,可以将复杂的语言现象用简明扼要的说解阐释清楚,收到言简意赅、鲜明生动的表达效果。四,“散文”、“对文”的运用。本节主要对孙氏在名物训诂实践中所运用的“散文”、“对文”情况进行了统计,总结其所涉及名物词的词义关系类型,并指出孙氏运用“散文”、“对文”与“通言”、“析言”的异同,进而彰显了“散文”、“对文”对名物训诂的意义。五,历史文献考证方法的运用。孙氏在训诂实践中广泛地征引文献资料来训解名物,从功能方面来说,他主要用文献材料来说明功用、描述形制、推说名原、沟通异称、辨析同义、归属类别、辨别字形、述说流变等,这样就对名物做了全方位立体性的诠释。孙氏征引文献亦遵循着对等性和贯通性的原则,使得这些文献材料多而不乱、杂而有序。 第五部分即第四章,对孙诒让名物训诂的方法进行了共时历时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三部分:一,孙诒让与郑玄的历时比较研究。孙氏对于文字的辨析、声训的运用、名物沿革的考察、文献的征引等,都继承了郑玄名物研究的方法。他在继承这些方法的同时,又对其在训释内容、应用范围、使用方法等方面有了很好的扩展和总结。孙诒让与郑玄亦有不同之处:郑注重主要特征,孙疏重总体把握;郑注就此释此,孙疏推此及彼;郑注单一训解,孙疏系统勾联。二,孙诒让与程瑶田的共时比较研究。程瑶田最突出的特色表现在古实物的征引、方俗语的运用、语源学方法的使用等方面,这些突破了传统训诂的模式,确定了新的训诂范式,所以,程氏名物训诂创获颇多。孙氏相对于程瑶田,除了在征引文献上占优势之外,以上这些方法他都很少使用,所以,总体上显得保守,其名物训诂创获不多。三,传统礼学的系统性演变及其分析。通过以上孙诒让和郑玄、程瑶田历时共时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汉代到清代,名物训诂发生了系统性演变,我们对这种演变从三个方面进行阐释:分析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总结从比较中所体现的传统名物训诂的总体特征;说明名物训诂的未来走向。 第六部分即第五章,揭示了孙氏名物训诂的价值。包括三部分:一,词义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对词义系统的研究。孙氏对词义的本义引申义系统、本义比喻义系统、类义系统等都有研究。其次,对词义发展规律的阐释。孙氏详细地阐释了词义在发展过程中扩大、缩小、转移、易位等诸种变化规律。最后,对义位的概括和总结。孙氏对词义义位的概括和总结对总结训义所提供的义位和分析义位变体,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二,辞书学价值。孙氏精辟的个案分析,对于辞书的编纂和修订有重要的价值,可以用来纠正辞书释义之误,鉴别书证用例及确定更早的词义出处。三,考古学价值。孙氏的名物训诂为文物的定名、年代和性质的确定提供了文献参考,也为考古学提供了方法支持和理论指导。 第七部分即第六章,揭示了孙氏名物训诂的不足。包括三方面:一,方法运用保守。在本节中,我们运用出土实物来验证孙氏对于“钲”、“象尊、鸡尊”、“觚、觯”、“绛衣”等名物的训解,发现孙氏沿用古人说法为非,指出了由于其方法上的保守而造成的结论上的偏误。二,对音义关系认识不准确。孙氏在训诂实践中引用《释名》217次之多,对于《释名》中滥用声训的现象缺乏辨析。再者,对于同一名物的训解,如果和王念孙比较,亦可见其因为音韵学基础的薄弱,对于音义关系认识得不准确,而在训释上略显粗疏。三,理论体系匮乏。他对训诂术语缺乏统一的审视,使用了许多异名同实的术语,对于某些术语涵义的理解也不够准确。再者,对传统训诂方法缺乏理论的总结,如果将其与段玉裁、章太炎进行比较,亦可见其在理论总结上的薄弱与匮乏。这方面的不足也是中国传统学术常见的局限之一。 结语:对全文的研究思路、研究重点、研究难点进行了总结,并说明了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及其今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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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学家;《周礼》中“官计”制度试探[D];吉林大学;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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