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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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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方与社会

彭淑庆  
【摘要】: 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清廷中央采取“招拳御侮”的政策,利用义和团以对抗外国列强的武装侵略,北方陷入战乱和社会动荡之中。此时,坐镇南方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东南大吏,在盛宣怀等绅商精英的引线联络下,利用中央政令歧出的漏洞和自身所掌控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外交等方面的资源,拒绝执行清廷的“宣战”上谕,并与各国驻上海领事议订《东南保护约款》九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确定了“中外互保”、“两不相扰”的基本原则,即所谓“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不仅是义和团运动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更是有着深厚社会基础和强烈社会反响的一场区域性社会运动。它是东南社会在特定的历史空间中,为维持空间秩序的相对稳定而采取的特殊政策。东南互保为什么能够形成,以及它是如何形成和维持并最终走向破产的?东南互保的历史过程凸显出多元的社会意识心态,反映了晚清社会转型时期国家、地方与社会三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文试从区域史的研究视角,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部分对东南互保运动做进一步的历史回顾和重新解读。 第一章,作为区域社会运动的“东南互保”——兼论“东南互保”的首倡者诸说。本章作为全文的“引子”和“切入点”,从东南互保的概念、性质以及学术界众说不一的东南互保之“首倡”问题着眼,提出本文的研究视角和取向。历史事件总是在特定历史空间中发生的,历史空间又与地域环境、社会结构和政治气候密切关联,由此构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空间秩序。而空间秩序受到内外因素的挑战,不断被维持、调整甚至重建。在这个“调适”的过程中,就会凸显出多元性的社会意识心态。东南互保既是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又是一次具有鲜明区域性特征、影响巨大的社会运动,反映了晚清国家、地方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样一场运动,绝非某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所及,也不是作为外部条件的西方列强所导致。东南互保酝酿之初并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各派精英为形势所逼分头联络、同时进行的自发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所谓的“东南意识”还是各项“互保”活动,都是晚清东南社会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场域在受到外部挑战过程中所萌发的一种自觉的群体行为。 因此,我们应将其纳入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范畴,摆脱“个人英雄史观”和“西方中心观”的束缚,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分析区域社会内部的阶层群体和特殊的权力资源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复杂、多元的社会意识心态。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力地揭示这一时期国家、地方与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第二章,东南互保前的政局形势。本章主要分析东南互保运动的国内、国际时代背景。东南互保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权和部分社会精英联合发起的对中央政权的抵制行动,表现为国家与地方社会空前的离心力。这种离心倾向在戊戌政变后,在“己亥立嗣”所引发的“废立”风波中就已经充分暴露。东南社会尤其是工商阶层和海外华人奋起抵制清廷的废帝阴谋,刘坤一等东南督抚虽接受“立嗣”,但也明确反对废黜光绪帝。此时,义和团运动正逐渐走向高潮,清廷的“招抚”政策也越来越明显,这引起了东南督抚及东南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在对光绪帝和义和团的态度上,地方督抚与社会精英因利益的一致性而达成了相当的默契,从而使二者与清廷之间的离心力更加凸显。此外,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及其远东战略是东南互保得以形成和维持的重要外部条件。帝国主义列强始终是左右东南互保命运的决定性力量,可以说东南互保因之而形成亦因之而破产。东南互保的策划者们正是利用了列强世界政策及其远东战略中力求“均势”、相互牵制的特点,采取了“以夷制夷”的传统外交策略,才使东南互保在夹缝中得以艰难地维持。 第三章,东南社会之权力资源结构。东南互保运动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植根于区域社会的内部,其根本内因和动力乃源于东南社会的特殊权力资源结构。晚清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的阶层流动,加深了地方社会官、绅、商、学各阶层的渗透,从而形成了一个相互之间复杂关联的权力资源网络。晚清咸、同以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逐渐凸显为“内轻外重”的二元格局,地方督抚的权力、权威日渐增强,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国家的政策。地方—社会权力资源网络所凝聚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以及信息资源,为东南互保之形成与维持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第四章,东南互保之经过。本章重在阐述东南互保运动中,地方—社会权力资源网络是如何具体运作和发挥作用的。东南互保经历了一个由“自保”到“互保”、由设想到实践、由产生到破产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是最高决策者,盛宣怀则为总枢纽。东南互保从方案筹议到具体联络、谈判,都是东南官、绅、商、学各阶层精英在督抚支持下,调动地方社会所有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文化资源共同实施的。 第五章,东南社会之意识心态与政治异动。国家政策对地方政权和社会民众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力,社会随之也会对地方政权和国家产生互动性反应,从而凸显出多元的社会意识心态和复杂的社会政治行为。义和团运动时期,东南社会各种意识心态交错融汇,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东南意识”,为东南互保进行鼓吹和动员。而东南社会各种政治派系、团体林立,“帝党”、“后党”、“维新派”、“保皇派”、“革命派”以及长江流域的各种会党势力,都想利用庚子乱局提出符合自身集团利益的各种政治主张,并展开相应的政治活动。如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在发动惠州起义的同时,还秘密策动李鸿章宣布“两广独立”,维新派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也在策动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成立“新政府”,实施所谓“联邦自治”,唐才常等所领导的自立会与自立军则利用革命派、保皇派以及长江流域其他各种会党势力,以“清君侧”、“勤王救上”的名义发动武装起义。但是这些思想和活动与地方督抚所主张的东南互保,在宗旨上是根本矛盾的,因而最终被地方政权镇压以失败告终。尽管没有成功,但它们对于东南互保以及20世纪初的政局形势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 第六章,分野与认同:东南社会对“浙江三忠”的祭事活动述论。本章以上海报刊舆论为中心。报刊舆论是晚清社会意识心态的晴雨表,是进行思想宣传与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本章作为全文的余论部分,以“浙江三忠”(三位在清廷任职的浙江籍官员袁昶、许景澄、徐用仪)被杀事件为研究个案,以《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等报刊舆论为线索,力图通过对“三忠”被杀后东南社会舆论及活动的梳理,深入分析这一时期社会民众对国家、地方与社会关系的认知态度和活动表现。东南社会针对“浙江三忠”的一系列舆论和活动,突出反映了义和团运动期间形成的南北分野格局,同时也强化了东南绅商、买办和官僚阶层所精心炮制的东南意识之区域认同感和向心力。这种认同感和向心力是东南互保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社会思想基础。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分野”还是“认同”意识,其主流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区域的,而不是整体的;是建立在改良基础上的,而不是革命性的。 从区域史视角对东南互保运动进行再研究,不仅可以弥补和纠正以往研究的不足和缺陷,而且对于我们深入认识晚清社会结构变迁,以及转型时期国家、地方与社会互动关系规律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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