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儒简综治思想研究

【摘要】：牧野一战,昔日的“小邦周”竟打败了威镇四野的“天邑商";周人在惊喜之余,又陷入了深深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便是:“天不可信”、“天命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把“祈天永命”的基点安放在对统治者自身的道德诉求上;于是而有“敬德”、“保民”、“慎罚”等施政方针的提出,并在举国上下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建立在充分历史反思之上的礼乐制度创建活动;这便是后世称之为“郁郁乎文哉”的周代“制度文明”。孔子以“天纵之圣”,“继往圣,开来学”,不仅全面继承了周初开创的“礼乐”文明的真精神,更使之在社会领域全面下移;使周初创立的“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突出了德教之于政刑的优先地位,提出了“庶之”一“富之”一“教之”的为政三部曲。然而,在儒墨竞显的战国时代,墨家学说的逻辑严密性使儒家学说显现出先天的不足,儒家学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子思及其门人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纠万丝于一缕,探赜索隐,提要勾弦,创建了一套包括道德、教育、政治、法律甚至宗教在内的等各方面手段有机配合的综合为治思想。它具体地表现是:在充分理解人性的基础上,内塑时代精神,劝之以道德,以达到“禁于未发”的预防目的;外立体制规范,齐之以赏刑,“使民有向”;王者尊德,贤者在位,利惠生民,“伤生弗伤”。然而,在诸侯竞雄,专制趋强的战国时代,子思学派把为政重心放在统治者的道德自觉上,又缺乏必要的约束和符合时代的切实可行的方法,致使其理论仅被时人称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的一时“显学”。 在人类思想的长河中,子思学派的救世思路无疑又是值得肯定的,它不仅是传统的延续,更是时代对儒家学说的要求。它的“五行”学说糅《尚书·洪范》“五行”、“五事”于一体,为人类认识自我、解放自我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它的“六德”学说为后世“三纲五常”的出现提供了基本的雏形。此外,它的“求己反本”、“慎独”的修行方法,“贵德贱刑”的为政原则的提出等都在中国古代政治、法律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极其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