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央权威转移的内在延续性

【摘要】：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把全党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工作中心的转移也标志着中央领导权威从华国锋转移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而言，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但从政治权威的角度来看，党的领导权威的转移并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一种转折，两种不同主导思想虽然有这本质的区别，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任何事物都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矛盾之间存在着“对立的统一”。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领导权威交替的过程中，新旧权威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是相似或者相同的，由此可以得出在新旧权威交替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延续性。要全面地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就不能够忽略这一时期中央权威转移的内在延续性，这不仅是此次会议承前启后作用的具体体现，同时也包含着这一时期中国政治权威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 政治权威作为国家政治权力合法化的表现，无论是在整个人类社会或是某个特定国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都是不断变化的，这其中包括权威类型的改变，也存在着权威核心交替。但是，无论是以何种形式发生的变化，政治权威自身的发展也是遵循了由量变到质变的哲学辩证法规律，而在这种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中也包含着对立统一的基本规律，这也就决定了政治权威在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内在关联。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权威，才能保障社会的长久稳定和高速发展1。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2。”邓小平也曾明确指出：“不能否定权威”、“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3由此可见权威，特别是政治权威在国家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在其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成功完成了由革命时期向建设时期的完全转型，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同时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权威也从华国锋转移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此中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的新时期。中国在这一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各种变化无不涉及到国家政治权威。因此，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权威本身的发展、变化进行详细的分析和研究不仅是从政治学角度客观地去认识权威在新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是从政治学角度对转型时期我国政治发展脉络的整理和归纳。就本文而言，主要以政治学中政治权威的视角针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领导权威转移进行研究，运用政治权威理论和现代化理论，通过对这一时期国家政治、经济领域某些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具体论述了权威转移所具有的内在延续性，以及这种内在延续性对于这一时期中国国家发展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