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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射礼研究

袁俊杰  
【摘要】: 本文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通过综合分析文献、甲骨文、金文、考古资料,对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射礼及相关问题作了一次比较全面的考察和深入、系统的研究。现将本论文的主要观点概括如下: 射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上层按照一定的仪节规程而举行的弓矢竞射礼和举行仪式的象征性的射箭礼仪。它包括射牲、射余获、射侯、大射礼、宾射礼、燕射礼、乡射礼、学射、军中射礼、巫术性射礼和由射礼衍生而来的投壶礼等。 从有关古史传说时代的文献记载看,射礼有一个较长的肇起过程,大约在原始社会部落和部落联盟的“英雄时代”和军事民主制时期,射礼可能即已出现。最早出现的射礼是巫术性射礼,它借助巫术的力量,成了联盟盟主和最高君长考察、惩罚、驾驭方国部族首领和进行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并和其它礼仪一道成为部落、部落联盟和方国联盟社会约束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甲骨金文记载,射礼形成于殷商时代。当时射礼的种类开始增多,不仅有巫术性质的射天、射帝和宗教性质的射牲、射牢之礼仪,而且以弓矢竞技为目的的射礼也流行起来。弓矢竞射礼既有王子身份的子射、王射,也有王暨多方贵族成员的竞射。其形式既实射动物,也射射侯。其行射地点与场所,既有水泽原野处及泽畔的建筑设施,也有比较固定的庠、序、射等建筑场所。殷商射礼的构成要素、竞射规则、行礼程序及仪节,与周代射礼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周代的一些射礼种类,在殷商时代就有了。虽然它还带有田猎的一些传统习惯,但其仪节程序已开始规范化,并出现了子射、王射、获、亡废矢等记录射礼的专门术语。所有这些都说明射礼在商代晚期已经形成,且有相当发展。 西周时期是古代射礼最为盛行的时代。射礼是贵族必须掌握的礼仪技能。在尚武观念、宗主观念、神灵观念的支配下和学校射艺教育、奖赏与择士制度、战争与田猎环境以及周人长期推行德政和礼治等社会政治原因与背景的影响下,西周射礼无论种类、规模或仪节内容,都比商代有了很大发展。其性质与目的或为巫术诅咒,或为军事训练,或为人才选拔,或为德行考察,或为笼络感情。其特点是种类多、规格高、场面宏大、仪节内容逐渐繁琐;射礼礼仪已完全程式化与制度化。不仅竞射有一定的技术标准,在举行程序与时间上也都有一套严格的规定与制度;而且射礼的政治目的非常强,宾射礼和燕射礼的娱乐性也日益加重。 春秋时期,射礼呈现出多种性质、多种特点和多向发展的复杂局面。一方面随着王权的沦落,王室射礼已经荒废。随着诸侯国君权的旁落,公室射礼也日渐衰落,规格低、规模小,与西周时期往往由天子主持或亲自参射的高规格射礼的恢宏气势与规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春秋射礼更加形式化、仪礼化,更加注重于礼仪和教育意义。仪节内容比西周射礼明显增多,有不少还都成为后世射礼的定式,并与东周礼书所记射礼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而宾射礼和燕射礼则更加娱乐化。射前之飨礼与燕礼有渐趋合一的倾向。投壶礼的出现和流行,也折射出贵族统治者在燕射、宾射等传统礼仪上的苟且和随意,以及对射术训练的荒疏和懈怠。另一方面随着私学射礼教育向平民普及和投壶礼向社会下层扩延,射礼便逐渐社会化。同时受战争环境、尚武之风和审美观念的影响,习武之射和军中射礼也盛行起来。 战国时期,曾经一度中衰的射礼,此时在诸侯列国之间又逐渐恢复发展起来,成为地主阶级、新兴官僚与士人阶层社会生活中经常举行的礼仪和娱乐活动,对此文献与青铜器人物画像纹射礼画像图案多有记录和描绘。战国时期射礼非常流行,尤以两周三晋、齐鲁和吴楚地区最为盛行,而且射礼种类较多。受战乱、乡射选武士和奖励军功的影响,习武之射和军中射礼更加盛行。由于贵族的膳食和贽见礼、婚聘礼、庶人荐新要用雁,弋射也其为流行。随着传统封建政治的解体,旧的射礼等级制度已经彻底崩坏。随着列国集权政治的发展,战国时期射侯、获旌、植的形制多样化,射礼规模也大小不一。随着社会变革的加深、经济的繁荣、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对射礼的使用已没有严格的等级要求,射礼和投壶礼已在民间流行开来。随着地主阶级与士人阶层对射礼的青睐和投壶礼、弋射在社会各阶层的流行,战国射礼已经完全大众化和世俗化。 东周礼书所记射礼是对殷商、两周射礼的总结、整理与记录,但也对两周射礼作了一些修订取舍,它是两周射礼的延续、传承和再发展,也是两周射礼演变过程中的最后形态。其特点是射礼礼仪复杂化;射礼射义儒家思想化;射礼选拔人才和进爵益地或削地的目的十分突出:射礼树立和观察德行的目的也非常突出;射礼的等级差别和等级制度更为明显。充分体现了身份地位的等级差别和君臣之义、长幼之序、优待国君、尊卑有别的人际关系,反映了鲜明的等级观念和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其实质就是为了维护周王的权力和统治秩序。 从射礼的性质特点与功能的变化来看,两周射礼的发展演变过程,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殷商——西周早期,为射礼的实用化时期。此时射礼注重射术训练,礼仪质朴,重在宣扬射技武功,其着眼点主要在竞射的结果上,以射中且贯穿侯的为贤,并对贤者实行奖赏。 第二阶段,即西周中期——西周晚期,为射礼的礼制化时期。此时射礼主于礼乐,重在礼仪展示,其着眼点主要在射者的仪容上。以(?)不奸、亡谴为贤,以达到政治德行考察的目的。西周中期随着周王朝的制礼作乐,射礼已经礼仪化、程式化、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不仅仪节增多,而且对矢射的结果与赏罚也都有了相应的规定与评判标准。穆王以后,随着周礼的形成,周朝便有了自己的射礼种类和礼仪制度。西周中晚期燕射礼开始出现娱乐化倾向,但总体上仍在制度化的可控范围之内。 第三阶段,即春秋时期,为射礼的社会化时期。这一时期王室与公室射礼衰落、私学射礼教育发展、投壶礼开始出现。随着私学射礼向平民学生的传授,射礼便逐渐社会化,开始从社会上层延至社会下层,由贵族礼仪风范,向平民礼仪发展。而投壶礼向民间的延及,则更加速了射礼社会化的进程。 第四阶段,即战国时期,为射礼的世俗化时期。这一时期随着礼乐制度的崩坏,虽然射礼还保留着先前的礼仪形式,但举行射礼已没有了严格的等级约束,不仅地主阶级和士人阶层可以拥有礼器举行射礼,射礼也开始向民间发展,举办和参加者的身份日益平民化,而且投壶礼也已经成为闾巷寻常人家聚会饮酒作乐的大众游戏。射礼已不再是单纯的严格的礼仪制度,而是演变成了一种礼俗和礼仪文化在民间传播发展。 东周礼书成书后,中国古代的射礼便进入文本化时期。射礼载于《三礼》,标志着射礼礼制的文本化。其行礼过程和仪节内容被文字载体记录下来,成为人们举行射礼的统一的固定模式和共同遵循的蓝本与经典文献依据,这就使射礼的传承得以跨越时空限制而极大地传播开来,同时也使射礼更加形式化,仪节繁复而流于形式,呆板而缺乏灵活性与适应性,现实功能逐渐丧失而成为徒具空壳的表演性质的礼仪。 两周射礼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了从天子、诸侯、孤卿大夫、士到诸侯、大夫、士的社会等级结构的转变和从天下共主到列国君主集权政治的社会制度的变革。 两周射礼在中国古代射礼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后世射礼及社会生活具有深远的影响。对树立周天子的绝对权威,开展大规模的竞技活动,提高民众的习武意识和军中将士的战斗力以及对人们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等也有一定作用。对国外射礼和儒学知识的传播以及现代体育也有深远影响,立德正己,至今仍是现代体育所提倡的道德素质与精神。 总之,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大体作了六方面的工作:(1)对文献、甲骨文、金文、考古、民族志中有关商周射礼的资料作了全面的搜集、甄别与梳理,力求使本文的研究建立在坚实可靠的资料基础之上。(2)对两周之前的射礼作了延伸性探索,基本阐明了射礼的起源与形成及早期射礼的大致情况。(3)对两周射礼作了断代研究,基本究明了西周、春秋、战国射礼的种类、举行地点与场所、性质特点与异同、发展演变过程和各种射礼的流变。(4)对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射礼发展演变的历史原因与社会背景、两周射礼所反映的社会等级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以及两周射礼的历史作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过去研究较薄弱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5)对一些疑难问题尤其是长期存有分歧意见的问题和关键性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6)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尤为注重从礼学的角度分析史料,重新反思学者以往对史料的考释,力求准确理解史事的性质与礼仪的仪节内容,使所得结论能上下融汇贯通、左右不相抵牾,文义更加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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