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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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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自由制度的近代植入与文化重构

余超  
【摘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表达自由及其相关法律制度事实上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圈的产物。基督教自身的观念和教义中所孕育和生发的促进平等与宽容的基本精神,不仅直接促进了西人在认识客观世界上推崇科学理性、弘扬思想自由之固有特征的形成,而且还间接促成了其在凝聚社会共同体、近代国家构建过程当中,以政治分权、权力制约、权利本位、代议表达等为核心的宪政体制的建立。但当这种文化现象随着19世纪末随着西方的“船坚炮利”与商品资本一并强制输入到中国之时,由于脱离了原生的文化母体环境,而不可避免地与建立在农耕文明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上的,以“家国一体同构”为核心基础所建立的中华儒教文明圈典型国家发生了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在中华儒教文明圈政权合法性证成理论当中所特有的、准政教合一式色彩下的德命天授话语体系,与伦理本位衍生下的差等有序社会格局所结合并共同演绎形成的复杂等级表达观中,虽然不能说它绝对排斥表达行为,但至少也是不太鼓励个体的自由思考和恣意表达。权威核心总是意欲把民间社会的思想空间、表达行为控制在其所能容忍和允许的范围之内,是这一文明圈在文化底色上的一个基本特点。这一文化排斥现象与文明冲突规律,在民国前期的表达自由制度发展变迁过程中则体现得尤其淋漓尽致。自其在清末民初引进伊始,它便由此陷入到这种舶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旷日持久、沿绵不休的持续而剧烈的“排异反应”之中。从法律文化结构论来看,在表层结构上,民国前期历届政府都莫不在根本法、基本法、单行法、具体法等多个层面对表达自由做出了法权赋予、设立了保障机制。在中层结构乃至深层结构中,传统文化中权威核心对思想、表达进行严厉管控的强大惯性与文化指令却有是无处不在、如影随行,并通过各种法律文本中的制度设计和但书条款将其不断虚置化、空心化,并实质上对其完成了扭曲、形变与重构,使之已经不复具有其原有的样子。追本溯源,这又是和中华儒教文明圈中所独有文化特色,及其相伴随的德命话语之政权合法性理论证成方式是互为表里、一脉相承的。因此,通过系统梳理和深入剖析这一时期的表达自由之制度生成脉络和背后文化机理,不仅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更深层次上理解为何西方式表达自由之所以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之艰难的根本缘由,且希求对于当下及未来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立的全面依法治国原则的新时代背景之下,究竟该如何进行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兼顾既有文化传统的、并具现实可操作性的相关制度构建工作,提供一点可供思考与借鉴的价值和资源。综括而言,全文共分为引言、正文与结语六个部分。引言,简要叙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目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本文的研究方法,旨在重点说明以下几个基本问题:其一,从对象上,为何要研究表达自由。其二,从时间上,为何要研究民国前期的表达自由制度。其三,从参考文献上,当前既有研究成果对于本研究对象的意义及价值。其四,从路径上,如何通过具体的研究方法来达成拟定的研究目标。在此基础上,依次展开全文的论述。第一章,关于表达自由制度文化分析的一般理论。首先通过对表达自由的概念、性质、特征与本质进行系统论述与阐明,旨在说明作为一种实现思想自由的宪法性权利,它是伴随着西方近现代宪政体制的渐次奠定过程,而一步一步地得到争取和确认,并进化演变成为今天的样子。在这一历史流变当中,基督教文明圈中的基本教义观念,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权合法性来源的理论依托工具,还是作为一种人类理性空间维度的思想扩展路径,都从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承续前论,本章再通过嫁接法律文化分析的基本理论方法,深刻揭示、再次强调文化本质上系指:某一特定人群所在某一特定文化指令的形塑下,通过集体强制的手段而形成的一种较为固定群体生活方式,并进一步论证表达自由因其固有的准思想自由性权利基本特征,而同文化观念之间,所具有的更加强烈的、明显的天然亲缘性与契合性。而存乎于这两者之间的文化联系规律,在考察表达自由现状与以不同宗教类型及其相应政权合法性理论所支持、并证成的文明圈之间的相互关系之时,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华儒教文明圈国家,基于德命话语下政权合法性证成模式中所形成的复杂表达观中,对表达自由有着独特的文化态度。即:自古以来,它对表达行为所秉承的一直是“局部许可,整体限制”的基本方针。权威核心对思想、言论的控制,是为一种惯例与常态。第二章,清末民元时期表达自由制度的初步植入与文化冲突(1840-1912)。然而,中华儒家文化、文明圈中的这种权威核心限制表达的历史传统,在清末民元时期却随着西方“船坚炮利”的“文化输入”而不得不走向解体,而这种解构主要是随着近代中国报刊杂志业蓬勃兴起,进而在思想传播中所起的路径导向作用予以实现的。一方面,近代新闻行业的勃兴,集会结社的频仍,游行示威的多发,为推动西方表达自由思想在不同知识分子阶层当中的渐次润入、初步形成及具体实践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体现了时人对西人表达自由理念的接纳和认知程度,反映出这两者之间互为表里、相与促进的彼此关系,以及它们在推动清末民元时期表达自由制度在中国的初步奠定所起到的正向激励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发现,这种“自下而上”的“倒逼式”制度改革过程,总是与“救国救亡,保种保教”的危机悲情意识相结合,又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种种时代性、被动性、突然性和功利性的色彩。这种“不纯色彩”又在传统的一元化家国同构式政权合法理论浸润中培育,使得最终结果出来的成形制度文本中所固有瑕疵与先天缺陷本身,成为表达自由制度植入近代中国之后所遇文化冲突的最初表现形态。第三章,北洋政府时期表达自由制度的继续异化与文化阻抗(1912-1928)。民国正式成立以后,随着北洋政府执掌政权,这种文化冲突进一步走向发酵和深化。具体来说,就是传统文化当中权威核心意欲对思想、表达自由空间进行全面掌控的原始冲动又故态复萌、势难自峙,这集中体现在多个表达领域的方方面面立法、执法实践之中。但仍需指出的是,北洋政府时期因为中央政府权力有限、整体弱势,社会因而还是享有一定程度和范围上的表达自由空间。而此一点,正恰又是中华传统儒教文化圈中德命话语体系发生作用的一个反面异态——即:北洋政府作为一个本质上系前清政权让与的非典型性武装夺权性政权,在其建政以后,自然也就(或不得不)实行了较为宽松的表达自由政策所致。第四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表达自由制度的完备再造与文化重构(1928-1937)。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随之建立,不仅象征着传统德命话语体系在近代的一次全面回归,同时还标志着依附于这种政权合法性理论证成过程中的表达自由之文化指令,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寻回了它熟悉的惯性、场域与力量。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由于大体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较之北洋政府更能够有效地行使全国统治权。而在表达自由领域,它基于“国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遗愿,仍然仿行西方颁布了大量而繁多的相关法令,对民众进行较为广泛的形式化赋予权。至少从表面来看,它的制度移植不可谓不全面、不充分。然而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影响依旧挥之不去、如影随行。这主要体现在,政府借助发动尊孔复古、三民主义儒家化、总理遗教神圣化等意识形态教化运动,极力实现“训政”体制下“党国”这种新型权威核心,试图对于思想表达领域进行重新掌控的强大动机。反映到表达自由制度上,就是在政治、教化、艺术等多个制度领域,极力强调“党国”、“党义”、“遗教”的绝对正确性、神圣不可侵犯性,直成为当时人们的反向思想禁忌。这标志着自表达自由制度在清末民元植入近代中国之后,所遇到的文化龃龉和重构,借助新型权威核心的力量推动,在此一阶段达到了历史最高峰。结语,回望过去,展望将来,仍需要从这样几个方面,来对民国前期的表达自由制度相关问题,进行客观评价和总结提炼。其一,从历史必然来看,它所孕育生发且依赖存续的,中华儒教文化圈下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复杂表达文化观这一母体文化要素之形成,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二,从文化融合来看,这种基于不同文明圈之间的文化融合转型过程,基于其各自原生环境之天然不同的根由传统,又是极其困难,并非一蹴而就的。其三,从现实意义来看,欲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的表达自由制度,更好地保障民众的基本表达权利,仍然还是要从平等及宽容两个切面入手,积极在全社会培育和推动利于形成表达、鼓励表达的文化转型更新。
【学位授予单位】:武汉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6
【分类号】:D921;D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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