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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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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户制传统变迁中的乡村治理转型

施远涛  
【摘要】: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新提法,不仅标志着在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和在书斋中被深入研究的治理理论,开始作为推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等“五大文明”发展的有效方略,步入国家治理的正式范畴;同时,也意味着党在执政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总结和升华基础上,为进入新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提出了新的目标和新的历史任务。任何国家治理都是基于本土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地方实践上的治理。换言之,也即一切治理都是“地方性”的实践。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农村作为改革转型以及治理创新的重要地方场域,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地方性实践和整个治理体系的“末梢神经”,农村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对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起着基础性作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效程度要通过农村基层治理的绩效反映出来。因此,当前我们在全力以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党的最高决策时,一方面要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加强顶层设计;另一方面,更需要从基层着手,加强基层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实践探索,从而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与有机结合。那么,置身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转型究竟该往何处去?欲知往何处去,需明从何处来。中国是有着悠久农业文明传统的东方大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农村基层治理经验,形成了许多具有“中国特性”的制度传统,这些经过长期社会历史形成并积淀的制度因子犹如人体的基因一般生长在中华文化中,构成了我国农村基层制度体系中的本源型传统。虽然这些本源型传统对现代农村社会的发展并不起决定性作用,但依然会对现代农村社会产生长远影响,它构成了现代农村社会制度基础的“底色”以及制度创新的“源头活水”,规制着农村基层制度变迁的路径以及制度转型的方向。因此,当我们在探索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实践中,苦于找寻不到出路时,除了往前看与向外看,以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之外;更要敏于逆向思维,往回看,去探寻和挖掘那些生长在中国历史传统中,能够规制乡村治理制度变迁路径以及支配未来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本源型制度传统,并赋予其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条件,使其继续产生影响,从而使乡村治理转型能够步入“链式”发展轨道,并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性”和“中国气派”的乡村治理制度。故此,本文将研究的视角投向历史的深处,选取家户制作为切入点,以印度村社制为参照,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分析两种东方制度传统的生成、历史变迁及其在变迁过程中对乡村治理原型的塑造以及对乡村治理转型的影响与推动。回顾是为了前瞻,前瞻完全依托于回顾。本文在对家户制和村社制历史变迁及乡村治理转型的历史回顾后,再次将研究的“镜头”推向现实,去审视当下家户制的现状以及乡村治理转型面临的挑战,继而在历史回顾和现实考量的基础上,尝试着提出前瞻性的结论以及能够使这些理论性结论走向未来实践的政策建议,从而缩短历史和现实、现实和未来的距离。基于此,本文将研究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具体结构及内容分述如下:第一部分,主要是在问题意识索引下,通过对已有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回顾,提出本文具体要研究的主题和思路,继而寻找到适合本研究主题的理论工具和方法论,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包括绪论和第一章。绪论。本部分主要围绕五个板块展开,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意义、研究现状、分析思路与关键概念界定以及本文的创新意图与不足之处,等等。第一章,视角、理论范式与方法论。本文在借用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研究路径的基础上采用“家户——国家”的研究视角,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论范式,并采用历史与比较分析、归纳演绎的方法以及质性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对本文展开分析。第二部分,即主体部分,包括第二至五章。第二章,两种东方传统:家户制与村社制的起源。根据历史制度主义关于制度生成的方法论要求,本章首先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生动完整的描述了家户制和村社制这两种东方制度传统生成的历史过程;接下来,采用比较归纳的方法,分析了导致这两种制度传统形成的关键因素。通过分析发现,在中国和印度分别由公有制基础上的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进程中,由于印度社会中种姓制度和宗教思想的嵌入,二者相互加强,相互拱卫,形成了严密的、能够有效调控和维系不平等等级序列的制度和关系网络,从而使得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原始村社的大部分形式得以保留,部分得以改进,从而形成了以共有制大家庭为基础的、缺乏土地私有制的村社制度。而中国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宗族制度(思想),本身并不具备有效调控其内部所蕴含的冲突的能力,因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宗族内部的冲突不断,并在持续的战争冲突中,产生了制度变革的需求;秦国商鞅变法思想的引入,使得家户制出现,而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权的建立,又使得家户制得以确立和推广,因此,家户制传统最终在中国乡村社会产生并延续和发展。第三章,路径依赖:制度传统中的乡村治理原型。本章根据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理论,首先分析了家户制和村社制自形成后,各自进入其路径依赖时期的发展,以及所形塑出的传统乡村社会样态。根据分析发现,在家户制传统的形塑下,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形成了一个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家户,但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较低,个体家户还无法摆脱集体组织独立生存,因此,在独立的个体家户基础上,形成了内部联接较为松散的、具有自治色彩的村落家族共同体;而在村社制传统的形塑下,印度乡村也形成了由种姓制度和宗教这两大核心要素支撑起的,具有严密的社会等级、职业分工、行为规范和统一的集体意识或者社会意识形态的、高度自治的印度村社。但这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家户制传统形塑下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里,家户是其基本组成单元;而在村社制传统形塑下的印度传统乡村社会,村社是基本单元。紧接着分析了由家户制和村社制所形塑出的传统乡村社会中的治理原型。在家户制传统形塑出的中国村落社会中,在独立自治的个体家户基础上,形成了以家户、族长、乡里组织领袖以及士绅等为治理主体,以家户间横向的和纵向的联接机制为治理网络的中国乡村治理原型。而由种姓制度和宗教两大核心要素支撑起的印度村社,形成了以潘查亚特制度为核心的印度乡村治理原型。最后,通过对家户制和村社制传统所形塑出的两种乡村社会和乡村治理原型比较分析后发现,整体来看,中国的传统村落和印度的村社都具有自治性,但从外部与国家的关系看,印度村社的自治性要高于中国的传统村落,而从内部的结构看,印度村社内部的联接机制要强于中国传统村落内部的联接机制,从内部的治理网络看,印度村社内部的专制性要高于中国传统村落。第四章,断续平衡:制度变迁与乡村治理转型。本章根据历史制度主义的“断续平衡”理论,首先分析了中国家户制传统在制度变迁中的断裂、复兴,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乡村治理发生的重大转型。通过分析发现,在家户制断裂前,一方面由于家户制自身发展困境所导致的“农业内卷化”或者“过密化”,另一方面,随着外界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村落家族共同体“外壳”被打破,笼罩在个体家户上的这层“保护膜”逐渐褪去,家户制陷入了闭锁状态而失去了调适的功能。因此,在新观念、新信息输入并被接受的情况下,家户制传统发生了断裂。在家户制断裂的时期,乡村治理也发生了转型,由传统的乡村治理原型转向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基层党组织“一元化领导”的治理格局。随后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政策的逐渐松动,家户制观念在农户中逐渐复苏,由农户在基层生产实践中创造出的“大包干”在逐渐取得共识后,最终上升为国家意志,从法律层面确立了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家户制传统得以复兴。随着家庭承包制在乡村的正式确立,个体家户再次成为乡村社会的基本单元,乡村治理也再次发生转型,由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基层党组织“一元化领导”的治理格局再次转向由农村基层群众依法管理自己的村民自治制度,由此,使中国乡村治理在继承自治传统的同时具有了现代民主的色彩,夯实了中国基层民主的基础,有效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发展。随后,本章紧接着分析了印度村社制的变迁以及它的乡村治理形式——潘查亚特制度的转型。在殖民统治时期,随着印度村社制逐渐走向瓦解,农村潘查亚特制度也遭到了破坏;但印度独立之后,潘查亚特制度被列入宪法中,并在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中进一步加以明确和深化,潘查亚特再次成为当下印度乡村治理的主导模式。第五章,家户制新异态与乡村治理转型新挑战。本章首先阐释了在新形势下家户制的两个新异态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也即家户的离散及其所导致的农村留守问题,和家户的流动及其所带来的农户的城镇融入问题。接下来,进一步论述了在家户制的新异态下,乡村治理转型所面临的新挑战。通过研究发现,在家户制新异态下,乡村治理的转型面临因家户的离散虚化了乡村治理的基础、家户的流动弱化了乡村治理的联接网络以及村落的过疏化导致乡土公共性的衰落等新挑战。第三部分,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在对家户制历史变迁与乡村治理转型的历史回顾以及家户制新异态与乡村治理转型新挑战的现实考量基础上,得出了如下结论:家户制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本源型传统,家户制形塑出的独立、完整的个体家户构成乡村治理的基础;在独立、自治和完整的个体家户基础上形成的家户间的联接网络,构成乡村治理的基础性制度,而由这一联接网络构成的村落共同体形成了中国乡村自治的传统;未来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应该赋予家户充分的自主权,走一条“有限主导——内源式推动”的转型之路。与此同时,为了能使这些理论性结论在未来可以走向实践,在已得出的结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未来乡村治理转型的路上应重建独立完整的家户,夯实乡村治理的基础;重塑家户间的联接机制,筑牢乡村治理的基础网络以及以农村社区建设为契机,加强乡村公共性建设等政策建议。对置身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转型进行探讨,是一项创新性与挑战性并存的研究工作。本文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将乡村治理转型进一步聚焦到家户制变迁的背景下来探讨,并引入印度村社制作为参照,来进一步凸显家户制对中国乡村治理转型的影响与推动,无疑成为本文的研究特色和创新意图,但这种历史的、抽象的、概况性的比较也给本研究增加了难度,带来了挑战。因此,笔者试图用粗略的笔触勾画出我的主要发现,从而为读者提供一份我们探索领域的简单地图。正如摩尔在其著作《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有效的概况,犹如一幅飞行员用以穿越大陆的大比例地形图,对于某些目的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正如更精确的地图之于其他目的必不可少一样。当然,探索者并没有被指派给以后的旅游队修筑一条平坦的直达公路。假使他担任向导,只要不致徒劳无益的走回头路,避免头一次探险时所犯下的种种错误,有礼貌的带领队伍绕过可怕的荆棘,在引导队伍小心翼翼的行进时指出危险的陷阱,那么,就可以认为他已经适当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假如他不慎失足跌入陷阱,那么同伴们不只是对他的跌跤报以笑声,而且也伸出救援之手帮他继续上路。
【学位授予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5
【分类号】:D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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