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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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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中的“诚”及其在心理学和心理分析中的意义

THEO A. COPE  
【摘要】: 本研究致力于探索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中的心理学意义和其对荣格分析心理学的贡献。作为一位来自美国的心理学博士生,我的研究重点在于对“诚”的心理分析与探索。“诚”的意义与哲理主要源自《中庸》,同时“诚”也是《中庸》的核心内容,具有深远的心理建构的意义。我们的基本研究设想是,研究“诚”能够让人们够洞悉人性,启迪心智,发展心性。“诚”作为一种人类潜在的品性,具有融会与整合人主观转变和客观转变的功能,而个人发展必将影响社会发展,缺乏个人发展也会牵制社会的发展空间。 中国人和西方人分别把“诚”译成不同的英语单词,每个译词均含有哲学、心理学的意义。在心理学的意义上我们把中国的“诚”定义为“为改变个人自我意识的主导地位,使之同个人所接受的道德规范及自我发展过程一致,培养和建立崭新的习惯、存在方式,面对自我现实和社会现实所进行的有意识的努力。” 儒学中完整的人格意味着与社会的有机结合,重视把为人共同接受的社会生活和人类现实结合起来。个人现实是社会现实的一个主要方面,也是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现实虽然是由个人组成的,却不能降低为个人现实。本文将循着荣格在他心理学自性化(individuation)理念方面所积极构思之路,通过研究中国思想家如何看待由诚挚达到自我实现的问题,探索与发展“诚”所包含的心理学意义。英文的psychology,语义为“对大脑或者心理活动规律的研究”,被翻译为中文的“心理学”,突出了中国文化中“心”的特殊意义。以往人们多是从哲学视角思考“诚”的问题,但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尤其是心理分析的角度出发,人们完全可以更有系统地研究“诚”的深刻意义。 本文通过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再度探索、呈现荣格心理学和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观点。而且,通过围绕一个文化如何看待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问题,西方的哲学和心理学观点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荣格从中国哲学中采撷了一些观点阐述他的心理学理论,提高了人们对这些理论的理解。本研究可看作是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发展路途中的一颗探路石。 作为临床医学家和病人的相互沟通模式,以及意识和非意识对抗、协调与整合的模式,“减”的相关性给心理学发展提供了推动力。本研究的基础和着重点为心理学和心理分析,研究意义也将集中在心理学和心理分析的范围。正是如此,本文极其重视中国文化中“诚”字所包含与体现的心理学意义。必须承认,这个含义颇丰的词语蕴涵着心理学、哲学、文化学和象征性的意义。在我们的研究中,采用了中国哲学探究宇宙秩序——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形而上学关系的方法。儒学为主的中国哲学并不摒弃社会互动的深远意义,也没有摒弃和谐的社会意义。(尽管有时对和谐的追求是以个人创造性和精神健康为代价)。因为儒学是一种“世界”观,它尊崇生命、社会、人类哲学的心理学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儒学也包含一种特殊的宗教意义,因为它侧重以现实为主的生活,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及形而上学地改变自我和社会观点截然不同。 汉朝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后25年),耳闻目睹儒学的实利价值并受之影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开始以神话传说的方式记录历史。儒学被推为主要信仰原则之一。其中有:“三纲”(关于社会秩序和等级),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与三纲有关,指五种基本的人际关系)。除了以上三种关系,还有老幼、朋友之间的关系;还有“阴阳说”和“五行说”:水、火、土、木和金。 这种儒学思想通过各种方式流传下来。“礼”和“诚”之间存在一种含蓄的关系。“礼”可以理解为仪式、礼节、宗教膜拜、礼貌等,都和适当地体现社会习惯、贯彻社会习俗和社会角色有关,具有实际的心理与行为规范的意义。但“礼”缺“诚”不可。于是,即使是中国的君主,在权力上也会因“天命”而受缚。“天命”是一种观念。周代第一次使用该术语让商代人民接受朝代颠覆的事实,维护了周代统治者从商代统治者那里篡夺过来的权力。随后的朝代统治者继续使用这个观念来粉饰朝代更迭的现象。直到19世纪,人们还一边保留维护“天命”的各种典礼和象征性作法,一边质疑它们的存在。 不可忽略的一点是:中国的哲学词语和其他概念并非是孤立的。在中国文化中,不同历史时期强调不同的美德。因此,尽管“孝”确实是一个需要“诚”来成就的核心概念,但是它并非本文所要阐述的重点。同样,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人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可以放弃个人利益去遵循“孝道”,服从君主以示“忠孝”。(see e.g.Nylan 1996) 考察以孔子为源泉的儒学思想家的著作,人们不难发现:他们对“诚”的强调尤显重要。《论语》中记载:“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15:17) 本文总结了孔子的贡献,以及周敦颐(1017-1073)、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朱熹(1130-1200)和王阳明(1472-1529)等人的新儒学思想和他们就“诚”而发挥的思想。前四位是宋代人士,王阳明是明代人士。中国哲学中的“新儒学思想”,在欧洲人的理解中,也包含了中国的“道学”。周敦颐、程颐和朱熹是理学代表人物,程颢和王阳明是心学代表人物。他们从不同的侧重,发展了以“诚”为主题的儒学思想体系。 虽然可以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诚”,正如Chan和de Bary的评论,我们并不仅仅是从心理学角度考究“诚”字,因为它的意义远非如此——它涉及了精神、社会、宇宙与哲学领域,而它的各个方面却是通过个人在一定历史时期和文化氛围之下,在具体社会环境和心理状态中的完整性格所反映的。 孔子作为儒学创始人向西方人展现了东方的“另一种宗教”一一儒学或儒家,以致儒家学习活动掩蔽了16世纪早期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在东方寻找以自然宗教形式出现的神圣启示和神谕的宗教时,耶稣教徒找到了孔子所传播的儒教,从此开始按照儒学伦理道德规范自己。张先生、Jensen和其他人评说:“一位意大利基督教神父Matteo Ricci(1552-1610)把儒教思想虚构成‘一种臻于自然宗教最高境界、为接受神谕之光奠定道路的宗教’”(Zhang,1998,p.99)。中国哲学思想正是以这种扭曲的评注被介绍到西方的。当前的新研究正在改变这种误解,我们也从最新的研究中吸取了不少新观点和新内容。 周敦颐的著作让读者了解到:一个正直完整的人格需达到独善其身的境界,即这个人的品性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没有发生改变。人人都可以佯装自己诚挚、诚实且坦率。除非自欺被视为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当事人都清楚自己是否真诚、自己的意图是否诚恳。现代心理学使用磁共振扫描人脑神经,用以判断某人是否讲实话。 宋代程颐和程颢的一生中,社会环境有了大改变,摆脱了汉朝或者唐朝的影响。他们赋予“诚”不同的用途。在南宋时期,知识分子大量增加,“以至到公元1112年,县府学塾20万考生中有700多人在最后的殿试中脱颖而出”。(Ebrey Gregory,1993,p.3)宋代儒教学者著书、传授不同阶级学生之事是前朝无迹可寻的。“独立自主”的观念萌芽了,自我修养被视为比服务君主更为重要的品质。这些受过儒教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道德上一尘不染,虽然造福社稷,却不能实现自我价值。(同上.p.33)当人们扪心自问而无愧于心时,这无疑是一种快乐。“一个人缺乏诚实,就会违背伦理规范,就会无法和事理一致。”(Chan,1963,p.541) 程颢与其他儒教思想家不同,他传道说学生只需理解天理,并敬崇之。只要这点能够实现,“学生之间就没有明显差距了”。(Huang,1999,p.95)“诚”是实现“天人合一”意识的必要因素,也是实现万物一体的必要因素。要达到那一点,程颐认为人们首先要清除杂念,怀抱诚挚愿望。程颐和哥哥程颢一样认为“诚”是道德的本体论基础,它与“敬”同在。程颐把自我实现的过程勾画成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先是体现为个人问题,然后扩大成家庭和国家的问题,最终发展为整个宇宙的问题。”(Tu,1967,p.75) “诚”是一个可以自身证明其存在的实体,它在人性上表现为思想、行为和言语。哲学家意欲从学生身上寻找人类独有、能反映人性并需要和“诚”共同实现个人天性的美德。对他物而言,改变是一个天然的过程;对个人而言,改变需要有“诚”心、有意识的努力。 朱熹和程氏兄弟一样,他的观点主要强调为了个人,而不仅仅是为了追名逐利,去谋求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儒家学者关注对自我实现目标和外部世界的结合。随后的朝代推崇孔子的不同思想,每种思想都有助于实现不同社会、哲学目标。它们以不同方式利用“诚”这一主要思想实现当时的社会目标。后来学者也纷纷对“诚”作出评价,为理解人类心理发展添砖加瓦。 分析心理学有一个主要概念——原型(archetype)。关于原型概念,也有许多观点,其一是:“诚”属于原型。“诚”帮助别人了解了哲学、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汉朝哲学家所提出、后来人所拥护、并对之进行不断发展的正是“诚”这种理念,这种心理学上的神话说法(一种形成心理定势的生活观)。在一种接受、时而纵容欺骗别人、明哲保身的集体文化中,中国哲学家提倡“诚”是超越文化观念藩篱、和“天”合一的方法。因此,个人命运不仅受限于社会文化背景、社会势力,也取决于个人努力和天行之道。每一个人必须不懈努力、保持人格完整,实现自我,理解生命原理和天行之道。 对中国世代生活在拥有广泛统治权力的不同朝廷下这个事实的理解,对更好把握中国哲学大有裨益。如果某些西方人因为帝王和独裁统治下的明哲保身现象,以及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要面子”现象所障目,忽略以上这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认同人们可以进行必要、实际的欺骗,他们将无法理解“诚”这种原型——影响中国思想的最初的模型,对中国哲学和心理学的意义。 中国社会给个人提出“集体任务”,要求个人能够融入团体,完成社会义务,满足他人的期望。自欺行为的存在也许是促使中国古代哲学家转而借助“诚”实现个人内心和外部社会和谐的方法,就好像人们需要借助某种强大的自然力量消除集体主义文化中的社会力量和影响,使自己的精神个性得到成长。个性化与实现自我同义,它指不受集体社会环境束缚,按照个人原本想法行事。虽然个人是因社会背景而异的,但是它还得存在于一个与社会、宇宙和谐的背景中。个人天性不能脱离社会环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独立存在。每个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个性。他们必须付出不懈努力才能实现自我。 Wan(2004)所写的“中国文化在清朝(1644-1911)(p.434)终结之前还没有个人概念”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据《牛津英语词典》所记载,即便在西方,个人概念也是到了16世纪中期才出现,在17世纪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人”在社会关系中不断变得如鱼得水,正如“天”不断创造、哺育了“大地”上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的万物。因此,“自我”出现了,被认为同“道”、“天”和万物不可分离。追溯前人话语,人类并非因为“天”有德而拥有道德,而是“因为世界本身具有能够产生道德观、道义行的性质,使得社会能够呈现出合适的组织形式”,(Needham,in Ronan 1978,p.228)所以人类拥有道德。人拥有道德并非出于社会义务,恰恰相反,社会义务正是由于道德之心而产生的责任感。 荣格和其他中国哲学家主要关注的是臻于完善境界,心理学上称之为个性化,就是按照个人意愿成长。我们可以实现个人意愿,也可能背离自己的意愿。“外部的自我脱离个人的内心后,就会丧失意义、方向,主要表现为焦虑或沮丧的神经症。咨询所常见的现代问题一般是压抑和自杀问题,或者抛弃父母的现象”。(Brooke 1991,p.23)Wilson写到:“个性化意味着真实的自我,以发自内心的独特方式按照自己的本性成长。个性化过程是对个人内在种种潜在的可能性有意识地去实现、结合和发展的过程”。(2004,p.156)中国哲学家也给予个性化极大关注。随着分析心理学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人们借助中国文化视角得以审视个性化是否需要结合个别治疗和集体治疗,以表示对社会现实本质的尊崇。 对当代读者来说,中国哲学家赋予“诚”的动力和荣格赋予“个性化”的动力可能看似乌托邦思想模式,然而,这种动力却是人类发展的内在部分。从1990年代后期起,Pietik(?)inen开始从不同历史角度思考荣格的心理学说。如果晚在荣格的心理学研究中存在乌托邦主义的要素,如果说这种乌托邦思想存在于人类本性,那么荣格已经有意无意地点亮了人类心理的内在要素。Pietik(?)nen让我们发现了这种内在特性也昭然存在于中国古代思想中。 分析心理学着眼于发展过程中的有意和无意的方面。这样一种无意识的方面被定义为“阴影”,指的是一个人试图隐藏不让人所知、甚至自己无法面对的某些未成形的性格。阴影非积极事物,但也非本性消极,它也可能是个人性格中受到压抑、未得到发展、未得到承认的的一种非常积极的部分。荣格承认“阴影是人性中未得到认可的、阴暗的一面”(CW 7:152),这一面也是有意识的性格。尽管在《大学》以及儒家学者关于“诚”的著作中记录着“阴影”,中国哲学似乎没有详细阐述“诚”的阴暗面。若不是因为欺骗行为日益严重,人们也不会严肃思索“诚”。 在获得自我知识的两种方式中,个人必须意识到它们的双重心理特性以及它们易在独处和众人场合下产生不同表现的倾向——在公众场合展现公共的一面,私下保留秘密的一面——阴影的一面。“诚”指综合性格的不同方面,以消除个人角色和公共面具,使人们意识到“一个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那是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妥协结果,因为就个人最本质的品质而言,它只不过是一个次要的、妥协的事物”。(Jung,CW 7:246) 若如中国哲学家所述,个人是社会中发挥作用的道德个体,那么道德教育对个人的道德发展和自我实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诚然,细读中国文化历史,不难发现,由于幼儿更容易引导、塑性,儿童教育受到高度重视。正是为了实现道德教育,汉朝推行儿童早期教育。当时的哲学家关注道德教育,并于不同时期提出了实行道德教育的四个方针(Wang 2004)。人们期望,通过“给儿童树立好榜样、注重孝道、重视诚实、重视诸如仁慈、正真、诚信、礼节、智慧等品质”,会避免儿章走邪道。中国思想家肯定了环境对个人发展的影响。在《中庸》21章中记着,“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探究现代心理学对“欺骗行为”的理解,可以发现,现代心理学家认为欺骗是人性的一部分。Trivers(1985,2000)从进化心理学角度广泛研究“欺骗”和“自我欺骗”,写出了关于“自我欺骗”的科学理论。许多研究包含了被众多人称之为“关于社会现实的主要事实”——他人欺骗。已经有许多人就欺骗的普遍性和自我欺骗写了了很多文章。这些欺骗行为有来自父母、朋友、圈内人、圈外人、广告、社会其它沟通方式,动植物界也同样存在欺骗行为。 现代儒教研究学者杜维明先生写道,“心能改变气——能把一种直觉要求转化为一种道德力量,展现日常生活中人类之礼”(Du,1998,p.77)。下面是当代儒教对心理过程的表述:通过注意个人的本性,人的心理可以改变具有惯性的直觉冲动。人们对自己控制冲动行为的能力和作法的意识可以逐渐解放他们的精神力量,让这种精神力量为其它目标服务。 由于欺骗的社会代价较高——可能导致紧张、焦虑等不由自主的表情、姿势,音调提高、流汗、手脚乱动或者身体僵硬,自我欺骗成为了“操控社会的一种工具”。(Smith,2004,p.76)人们越不觉得自己是在欺骗他人,就越不容易焦虑或紧张。一旦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欺骗行为,他人就无法发现透露欺骗行为的肢体信号。“自我欺骗就成了欺骗他人的一种有效方法。人们可以在未察觉欺骗行为的情况下,“‘诚挚’地欺骗别人”(同上)。一个自我欺骗的人就有可能在尽力地讲“实话”。中国哲学家给后人留下了他们对普遍欺骗的看法:“诚”是了解完整心理品格的方法,它激起了人们的关注,让人达到自我实现。至于“诚”为何是一种需要更多调查和理论研究的可行的心理建构,还有许多原因。 最后,“诚”与心理治疗相关联——因为医师和病人必须诚实、正直、可靠、忠于自己的观念,并致力于联合意识和无意识的对抗态势——以上这些品德都是不同思想家对“诚”的理解。在心理学发展过程中利用中国哲学家对“诚”的理解,肯定对西方心理学和心理治疗学大有裨益。
【学位授予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7
【分类号】:B84-092;B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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