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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批判”的批判

周在娟  
【摘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和《反杜林论》中集中阐述了他的辩证法思想,学界常常将其统称为“自然辩证法”。自《反杜林论》出版之后,自然辩证法就不断遭遇诸多的诘难,即本文所谓的“自然辩证法批判”。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西方学者卢卡奇、萨特、施密特等,以及国内学者俞吾金、何中华等。具体说来:1.自然观批判: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自然”,是“见物而不见人”的自然,无视自然的社会性而单向度地凸显其客观性。这与马克思的“人类学自然”形成了鲜明的对立。2.辩证法批判: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辩证法”,是“见存在而不见思维”的辩证法。他过于强调辩证规律的客观性及其自然科学依据,强调其对人的主体性思维的制约,这就割裂了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统一,将辩证法降格成了“解释世界”的知识论工具。3.历史观批判: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见自然而不见历史”的修正主义,他非法挪用了独具社会历史性的辩证法,因而造成了自然辩证法的人学空场和历史虚无。总之,在批判者看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自在自然的辩证法,遮蔽了人、社会和历史的维度,消解了辩证法的批判性、否定性或革命性特质。就此,本文在全面解读恩格斯所撰写的系列著作的基础上,结合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学术生平和理论分工,以及二人之间的大量通信,尝试性地对“自然辩证法批判”进行了反批判。具体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1.“自然观批判”的批判:自然辩证法的自然观不是抽象的,而是辩证的、唯物的。不同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式的抽象自然观,恩格斯借助于近代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创立了“精致”的辩证自然观:自然界的事物与事物之间、人与人之间、自然与人之间是普遍联系、变化发展的。与批判者否定恩格斯考察自在自然的意义相反,马克思肯定考察自在自然的生存论意义,有效地规避了实践的本体论化,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却表明了马恩之间学术事业的紧密配合和理论分工的高度合作。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认为,作为人类实践对象的自然界是具体的、普遍的;物质的普遍性处于大自然具体的、特殊的万象的事物之中,亦即存在于人的意识与实践的相互关系之中。恩格斯强调客观自然是为了阐明自然是人的生存论基础,强调自然界的辩证法是为了人能够正确认识和改造自然,并利用自然的辨证本性反过来为人的活动服务。简言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见物也见人;是人与自然双向互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答,纠正了当时学界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过度强调,克服了以人的生存和实践超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对立”的企图。2.“辩证法批判”的批判:自然辩证法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固定原则,而是存在和思维的辩证统一。恩格斯借助自然科学研究辩证法,不只是强调辩证规律的自然科学论据,而是实现了哲学与科学的统一、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与马克思一致,他倡导的是一种研究立场或范式的转变:由抽象的概念出发转向从现实世界出发研究哲学问题。自然辩证法既不是基于感性经验的事实科学,也不是一门抽象的思辨哲学,而是基于自然科学对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哲学反思。正是大量积累的自然科学材料和社会历史科学的事实,驱使人们在差异中发现同一,在隔断中看到联系,在相对静止中看到绝对运动,发现对立面的相互转化,事物质与量相互转化的存在或发展样态,以及否定之否定的发展道路等辩证规律。恩格斯倡导必须由形而上学思维跃迁到自觉的辩证思维。辩证思维是以辩证运动的概念来把握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本质,自觉反思思维与存在的矛盾统一关系。辩证法不会凝固不变地看待形式逻辑中作为已知判断的前提,而是将其当做发展的东西。任何概念、范畴、命题都内在地蕴含着思维与存在的矛盾,以及内在的自我否定性,它们构成了人类认识发展的逻辑。自然科学家只有主动掌握了辩证思维,才能顺利地进行科学研究。因此,自然辩证法实现了对费尔巴哈式的形而上学和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扬弃,是存在和思维的辩证、自在性与自为性的辨证统一。3.“历史观”批判的批判:自然辩证法不是“见自然不见历史”的修正主义,而是历史与革命的辩证统一。和恩格斯研究的侧重点不同,马克思着重考察社会历史,但是始终承认辩证法的客观性。换言之,先承认客观辩证法,再承认主观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态度一致地注重自然与历史、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辩证统一。恩格斯肯定了黑格尔辩证的历史观的创举而否定了其唯心主义的性质。他以生物学、古生物学、人类学以及考古学等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为依据,确立了劳动范畴在唯物史观中的基础性地位。恩格斯从人的对象性活动出发理解主观与客观基于实践的历史的统一。自然辩证法阐明真正的辩证思维,不仅是为了清除自然科学中的形而上学残渣,而且是为了使人们利用辩证思维更好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能实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的特别应用。自然辩证法不但不是修正的辩证法,而且是无产阶级的战斗指南。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是辩证统一的整体。自然辩证法以人类史的维度考察中自然史,最终生成的是“自然的历史”或“历史的自然”;相应地,自然辩证法既是一门“关于人的自然科学”,又是一门“关于自然的人的科学”。《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后半部分在自然规律中总结社会运行的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罪魁祸首,否定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逻辑地得出共产主义必然到来。由上观之,自然辩证法是展开的关于本体的“思想逻辑”,是对客观自然辩证法的总结和说明,它厘清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自在又自为的辩证法。只有全面理解、辨证看待和把握自然辩证法,才能够把现实世界、人的实践和思维描述为辩证的发展过程——辩证法其实就是认识论。按照辩证法的逻辑,资产阶级社会也有其产生和消亡的过程,它必然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所取代。本质上革命和批判的辩证法,是无产阶级手中最精锐的武器。因此,批判者片面地把自然辩证法理解为自在的辩证法,应当遭到反批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批判者不仅缺乏对《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经典文本的系统性理解和全面性把握,甚至没能从宏观上把握这些著作内在的逻辑结构和主题思想的前后关联。囿于主题所限,或者说,出于体系服从思想(主题)的需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侧重于考察作为人的生存论基础的异在性自然,但不等于他无视或否定“人类学的自然”,以及自然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维度;同样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恩格斯的《劳动》一文阐明了人、社会以自然为生存之本,在劳动基础上的历史性生成。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又继而阐发了社会(细胞)乃至国家的历史性生成;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篇内容,可以说完整展现了恩格斯“自然”、“社会”和“历史”的三维理论座架及其内在联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次全面性和系统性阐述。凡此种种,都有力地反驳了批判者对恩格斯缺乏历史视域的指责。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创作,就更说明批判者以马克思反对恩格斯,就等于以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一样荒唐。从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源头之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都表明了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的一致性。可见,批判者未能从恩格斯系列著作的整体性和关联性出发,未能从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关系”出发来把握恩格斯及其自然辩证法思想,这种支离破碎性的“自然辩证法批判”本身就是反辩证法的。当今,批判“自然辩证法批判”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产生已有一个多世纪之久自然辩证法,在当代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解释力。例如,它能够合理地解释作为时代热点之一的全球环境问题,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哲学基础和科学的方法启迪: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双重内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坚持改造自然和尊重自然的辩证统一,纠正各种生态实践的理论偏差。恩格斯倡导辩证思维方式的自觉复归,实现了对科学主义和整体主义两种对立的认识论范式的整合与超越,它在人类中心论和生态至上论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与平衡。基于这样的认识论,人们既转变了人对自然极端控制的态度,又避免了对自然的消极膜拜,在实践的动态发展中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历史观的核心旨趣在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人的解放”的价值诉求。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是要解决的人与自然共生发展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人的发展,以人的发展和解放为核心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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