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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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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问现实:索尔·贝娄小说政治思想研究

席楠  
【摘要】:本研究力图从一个新的视角,阐述贝娄六部长篇小说中的政治思想,认为出于积极的怀疑精神,贝娄不同时期小说中的政治思想都是拷问现实、质疑主流、反对极权的。论文主体部分主要讨论了《受害者》、《只争朝夕》、《赫索格》、《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洪堡的礼物》、《拉维尔斯坦》六部小说。论文由如下五部分组成:引言部分首先论述了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意义,其次是贝娄述评以及贝娄研究现状,随后阐释了贝娄小说所处的政治语境与本文的研究难点和创新之处。第一章以贝娄早期“受害者”小说《受害者》和《只争朝夕》为解读对象,结合贝娄30、40年代共产主义信仰与政治经历,运用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对小说中谁是真正的“受害者”或使其受害的原因得出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40年代,贝娄怀着用写作变革社会的政治理想在“纽约知识分子”的提携下进入文坛,此时他是一名左翼作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评论界都忽略了贝娄早期作品中的政治色彩,他的共产主义经历也甚少为人所知。2000年后,随着贝娄史学研究对其早期极端左翼政治经历的挖掘,研究者们开始重新关注贝娄早期作品中的政治思想,但他们大多将重心放在短篇小说上。本章分别从两部小说中大萧条时期的失业现象与资本市场的欺骗性、残酷性两方面揭露劳资市场的不平等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贪婪攫取性,并指出强调工具理性、禁欲主义的商业社会伦理对于个体情感的抑制和对传统家庭观的破坏。在这两部小说中,贝娄以失业、破产、被抛弃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受害者”为主人公,旨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文化进行拷问。第二章运用凝视、创伤等理论从“自然”和“暴力”两个主题分别考察贝娄60、70年代小说《赫索格》和《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对于反文化运动的反思,知识分子主人公赫索格能够以辩证的思维来观察反文化运动盛行的美国社会,而大屠杀幸存者赛姆勒则能够在参与反文化运动暴力冲突时通过他人的视角反思自我。很多研究者认为,60年代是贝娄与纽约知识分子转向保守的分水岭,甚至很多具有新左翼倾向的评论者指责贝娄不支持反文化运动与社会革命,他们批评贝娄在这两部小说中表达了对反文化运动者的偏见和对犹太性及权力等级秩序的维护。反文化运动质疑权威、追求民主、主张多样性,本文认为贝娄并不反对反文化运动对人性的解放,但随着反文化运动席卷全美,社会治安陷入骚乱,贝娄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表现出对反文化运动的质疑,为了避免与极端的反文化运动者一样,这两部小说以辩证的视角表达了对极权和一致性的警惕。在《赫索格》中,“自然”成为了赫索格浪漫主义、超验主义认识论的客体化反应,出于对大众社会的不满和对个人主义的追寻,他秉承爱默生与梭罗的精神走出城市、走入人烟稀少的自然;另一方面,田园理想幻灭为无序的荒原,自然中非理性的部分失去了控制,赫索格也在离群索居的隐居生活中精神失常。赫索格认为导致纳粹实施大屠杀的原因在于情感的泛滥和理性的缺失,他担忧在这股极端的浪漫主义下,“垮掉的一代”同样会使60年代美国社会陷入癫狂。最终他离开自然,重返社会。在《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尽管大屠杀幸存者赛姆勒在60年代充满暴力的纽约街头带着种族主义思想对黑人扒手进行凝视,但黑人扒手对他的反凝视、反跟踪和对其展示阳具的行为解构了赛姆勒的权力话语。此外,赛姆勒也从二战中的杀人者到以色列六日战争中的观察者最后转变为黑人与犹太人暴力冲突中的制止者。并且,尽管赛姆勒对学生运动分子、黑人、女性等反文化运动者施以暴力语言,但作为一名创伤后应激障碍症患者,其叙事并不可靠,赛姆勒叙事中反复出现的大屠杀记忆闪回既指涉他的病症也揭示了小说的反暴力主旨。这两部小说对于反文化运动的批评源于贝娄对60年代美国社会现实的拷问,它们也是贝娄对过于偏激的新左翼思想的修正。第三章运用文化工业与消费文化理论分别讨论了贝娄1975年出版的《洪堡的礼物》与2000年出版的《拉维尔斯坦》中大众文化语境下诗人与人文学者为复兴文学与古典人文思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许多具有新左翼倾向的评论者批评贝娄与纽约知识分子作为高雅现代主义作家和精英知识分子的晚期保守倾向并诟病贝娄的“政治不正确”,还有研究者指出这两部小说对于大众文化是批评的。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以纽约知识分子德莫尔·施瓦茨和艾伦·布鲁姆为原型的著名作家和古典政治哲学教授,本文认为尽管他们在思想层面批判大众文化对文学、艺术与古典人文思想造成的损害,但在现实的学科政治斗争中他们对大众文化是进行策略合作的,他们对高雅文学与古典人文思想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衰落有清醒的认知。在《洪堡的礼物》中,作家们试图通过消费商品提升社会地位并通过政治权力斗争复兴文学的策略都失败了,小说强调了现代美国社会中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对文学、艺术的戕害。此时贝娄对文化工业下文学的前景比较悲观,这很有可能与诗人施瓦茨的悲剧命运以及贝娄此时期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影响有关。相比之下,在最后一部小说中,受友人布鲁姆取得的世俗成就影响,贝娄使主人公拉维尔斯坦成功地拥抱了流行文化,拉维尔斯坦通过出版书籍用古典政治哲学思想生产出值钱的商品并名利双收。他先是消费奢侈品来匹配哲学家的伟大灵魂,其次还传承人文思想并建构了一个由自己与学生构成的政治王国,其权力之大甚至能够干预白宫。贝娄塑造这样一位流行文化语境下的超级人文学科知识分子明星,旨在重塑文化秩序,在强调人文学科不朽的同时也指出大学中的教学传承才是使其不朽之方。贝娄以这部小说支援好友布鲁姆,他们共同质疑当今美国大学对人文学科的轻视以及文化相对主义者在推翻权威后使学生放弃古典阅读、沉浸于肤浅的流行文化。在这两部小说中,贝娄与纽约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下文学与人文学科未来的发展进行拷问,他们为文学与人文学科的不朽而辩。最后为结语部分。本文认为正是贝娄在初出茅庐时的共产主义政治经历与晚年对其早期遭遇与信仰的修正构成了他不同时期作品中的政治表达与哲学思考。作为一名美国犹太作家与“纽约知识分子”,贝娄始终能够保持一定距离地对现实进行拷问,他的作品含有对主流的质疑与对极权的警惕,尤其是他的中、晚期作品具有较强的辩证特征。随着贝娄作品中的政治主张逐渐由社会领域回退到文化领域,贝娄思想的影响力也在衰退,他的主张正在被社会上与之相反的力量蚕食,但也正因如此才更加凸显了贝娄怀疑精神的可贵。本研究的探讨,综合考察了学界对于贝娄作品及贝娄本人政治思想的各种看法,为重新评估贝娄不同时期作品的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原则,同时,也为探讨贝娄作品的主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学位授予单位】:西南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7
【分类号】:I712.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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