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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雷山县三村苗族习惯法研究

周相卿  
【摘要】: 苗族习惯法是指存在于苗族社会中,通过多种途径产生但非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有外部强制力保证实施,与国家法多元并存的规范体系。 清朝乾隆元年开始一直到清朝末年,贵州黔东南“新辟苗疆六厅”地区“生苗”之间的争讼由民间依照苗族习惯法完结,不适用国家法。民国时期,在雷山地区除了重大刑事案件以外,苗族民间的争讼基本上也是依照当地的习惯法了结。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国家采取了特别的政策力图消除民族习惯法的影响,但很多苗族习惯法内容还是保留了下来,在当代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控制作用。 本文作者为了搞好田野调查,在贵州省委组织部的安排下,于2003年3月至2004年2月在雷山县政府担任副县长,分管民族、宗教、公安、司法和政府法制等工作。这期间,充分利用各种方便条件,从国家和民间两种角度认识了解当地的苗族习惯法,选定了三个典型的苗族村寨进行重点深入的田野调查。本文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这三个村寨的苗族习惯法进行描述和分析。 苗族习惯法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榔规、禁忌和村规民约,榔规和禁忌是传统的习惯法表现形式,村规民约的主要内容是习惯法的成文化。在苗族习惯法的内容方面,一些传统的民间社会组织制度还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苗族习惯法确认的财产制度和其他生产生活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对国家法的补充;苗族习惯法确认的婚姻制度比较完善,有很多内容与国家法的内容相冲突;苗族习惯法确认的处罚制度主要表现为财产方面的处罚;在诉讼制度上,苗族地区传统的讲理也就是类似于现在的调解制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保证苗族习惯法实施的权威主要是苗族原始宗教中虚拟的鬼神的权威、寨老的权威和代表村民整体利益的村民委员会的权威等。 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一直处于互相协调、磨合的状态中。虽然有些苗族习惯法的内容与国家法有冲突,但从整体上看,苗族习惯法反映当地的文化背景和客观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弥补了国家法的不足。 本文证明了苗族习惯法存在的现实,同时还证明了在三村这样的民族地方,社会秩序的形成是国家法与苗族习惯法共同作用的结果,法治工作的重心不是最大限度地用国家法取代苗族习惯法,而是实现二者的协调。 从民族法学的角度看,苗族习惯法是民族法学研究的内容之一,认识和了解苗族习惯法是确定苗族地区民族立法的原则以及进行法律变通等的前提条件。从我国当代主流法理学的角度来看,国家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也是法理学研究的内容,苗族习惯法属于主流法理学角度的其他社会现象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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