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杂录》研究

【摘要】：《乐府杂录》成书于唐末昭宗乾宁(公元894—898)年间,其成书与晚唐士人心态、唐代史传小说的发展、《教坊记》及《羯鼓录》的影响以及段安节本人的音乐修养等有关。《乐府杂录》所谓“乐府”是对唐代音乐机关及其乐舞活动的总称。 段安节约生于文宗太和末开成初(公元836年前后),卒年约在唐亡之际;其表字“大仪”;除《新唐书》所载国子司业一职外,又曾任吏部郎中、沂王傅等职。就段安节撰著情况而言,《琵琶录》乃后人抽取《乐府杂录》之《琵琶》部分单独刊行而成,其被著录和单独刊行最早在两宋间。 历代正史史志及南宋前之目录文献皆将《乐府杂录》归于经部乐类,而自陈振孙起始将其归于子部,后又有将其隶于小说类者。此种变化不仅反映了人们对《乐府杂录》体例及特征的认识,也体现了音乐艺术及音乐类论著在学科发展和学术史方面的历史演进过程。 《乐府杂录》在唐五代已有流传,其传本较多。宋赵希弁所藏《乐府杂录》与其它“三书为一集”是文献所见《乐府杂录》最早的刊本。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南宋曾慥所辑《类说》本。宋代文献所见《乐府杂录》文字同明清诸本颇多相异之处。《古今说海》、《古今逸史》、《学海类编》等明清诸本相互承袭,文字差别不大。其海外传本有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乐府杂录》三种。清钱熙祚曾对该书详加校勘,颇有补正。今通行本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本等虽屡经校补,仍有待进一步校勘整理。 《乐府杂录》的价值和影响是多方面的,但其珍贵的资料性和文献价值无疑是最为突出的。《乐府杂录》涵盖面广,叙事周详,有许多问题唯赖此书得以流传。书中多处文字被《新唐书·礼乐志》所采用,其唐代雅、俗二乐思想也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由于《乐府杂录》文本文字在流传中出现了多处衍、脱、错、讹,论文从文献考证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考辨和校勘,并对不同版本中的异文进行辨析,对前人增删的部分内容以及存疑的一些问题推本溯源,详加辩证,考证出衍、脱、错、讹数十处,补充佚文数条。 《雅乐部》、《鼓架部》、《胡部》等唐乐部名称仅见于《乐府杂录》,但其中一些记载与《唐六典》、《通典》等其它唐史文献存在较大差异,其原因或是晚唐国势衰落之时其乐舞实际状况即是如此,或是文献流传中出现了讹误。散乐在唐代亦称“部”,乐器以鼓、笛、拍板等为主,在中晚唐相当盛行。《鼓架部》及《俳优》所载实即唐散乐,其主要类型有歌舞戏、滑稽戏及“其他杂伎”等。唐胡部乐是盛行于中晚唐乃至五代的一个新乐部,与“胡乐”并非一事。其音乐风格来自西凉乐,乐器以丝竹为主,有歌有舞,亦有坐部、立部之分。 论文统计了书中所载八十多位唐代艺人的信息,从性别、活动时间、来源、归宿等方面对其活动予以考察。从结果来看,书中所载艺人大致以玄宗开元、天宝为最早,而以僖宗、昭宗两朝为最晚,以文、武、宣、懿四朝人数最多。女性乐人比例明显低于男性,主要从事歌唱、舞蹈艺术表演,其次为乐器演奏。唐宫廷艺人主要有三种来源:一是从民间吸纳;二是从艺人后代中选取;三是部分触犯刑律的罪犯家属。宫廷艺人归宿主要有两种:一是流落民间;二是退入寺观(以女性为主)。就西域乐人及乐舞在唐廷的地位及流传特点看,西域乐人在当时并不是主流,主要从事琵琶、俳优等表演。 论文对骠国献乐、胡姓乐人、西域乐舞等问题从文献以及文字训诂、实物考证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新唐书·礼乐志》所载高丽伎乐器与《通典·乐》、《唐六典》及《旧唐书·音乐志》所载有较大区别,而与《新唐书·南蛮传》所载骠国乐器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在文字、叙述方法与乐器种类等方面与《乐府杂录》“夷乐部”所载骠国乐器一致,本文以为《新唐书·礼乐志》误把骠国乐器载入了十部伎之高丽伎。胡旋舞等舞者脚下之“圆毬子”当解释为毡、毯类毛织物而非“球”类。 附录部分包括:附录一有关著录与评价;附录二前人校勘成果评述与辑佚。

【学位授予单位】：西北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9
【分类号】：I2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