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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泾师之变”到“元和中兴”

邓天开  
【摘要】:唐德宗建中四年的“泾师之变”是唐代中期一次影响巨大的政治事件,这场兵变造成德宗宗庙失守,两度播迁,又称“奉天之难”。但是兵变之后四十年不到,就有宪宗的“元和中兴”。其中的原因很值得深思。这场兵变对亲身经历过它的德宗、顺宗、宪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在各个方面影响了唐王朝中后期的政局走势。前人学者对其兵变本身已经做过了很多深入的研究。但是作为一场规模和破坏力仅次于安史之乱的重大变故,对“泾师之变”的影响,尤其是对德顺宪三朝政局的影响,似乎关注不够,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本文在广泛收集史料,汲取前人对这一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三个方面对“泾师之变”对唐中后期三个重大的影响进行分析。 第一章,简单介绍了“泾师之变”的起因经过,重点放在对事件本身偶然性和破坏性的研究。针对学界中对“泾师之变”是“是德宗建中以来激进的政治、军事政策所带来的恶果”的评价提出了自己个看法,“泾师之变”发生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德宗的冒进和暴敛,而是一起突发事件,另外“泾师之变”对唐朝廷的影响并不在于对中央机构的冲击,而是对德宗以及后世继承者在施政方略上的影响。 第二章研究了兵变与唐中后期“中枢二元制”的关系,兵变平定后唐中央的一系列措施使宦官势力正式成为唐中后期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之一。“中枢二元制”从德宗初现雏形、顺宗延续、至宪宗时期最后完成。它使安史之乱以后一直松散动荡的唐中央机构终于稳定下来,是继三省制后唐代最具有效率的中枢体制,为宪宗完成“元和中兴”奠定了基础。也直接影响了唐后期的政治走向,随着内朝外朝的融合和制衡机制的消失,该制度弊端日益显现,但是依靠其政治惯性一直延续至唐亡。 第三章探讨了兵变与蕃将集团的关系。首先,限定了并解释了所谓的“蕃将”集团。区分了“蕃将”和“蕃将集团”的定义。并进一步回溯了蕃将集团的出现、兴起,证明了蕃将集团以军事作用立足,并一步步的开始涉及唐代的政治活动。然后梳理出兵变之前,蕃将集团发展过程和内部的派系分野——即西北方蕃将集团和东北方蕃将集团的对抗。并论证其后继者朔方军神策军体系和河北藩镇的对抗在安史之乱结束之后仍在延续。“泾师之变”的平定,也是两大蕃将集团在安史之乱之后又一次的较量。二者对朝政的影响力在“泾师之变”后达到极盛。其后处于自身各自内部的分裂和朝廷打压而导致两大蕃将集团双双走向衰落,尤其是德宗回京之后建立“中枢二元制”的雏形并且逐步完善之后,蕃将在新的体制里已经没有了政治发言权,逐步丧失了其政治影响力,回归到了唐前期那种单纯的军事征讨作用。这一点在“元和中兴”和以后唐代的重大政治变故和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可以说德、顺、宪三朝完整的见证了蕃将集团的衰落。 第四章主要是阐述了泾师之变与本文提出的“后关中本位政策”的关系。第一节回顾了陈寅恪先生的“关中本位政策”,并衍伸出本章阐述的“后关中本位政策”;第二节主要介绍“后关中本位政策”经历了从“泾师之变”后这种政策的逐步确立,到宪宗时候完成“元和中兴”,最后该制度的逐步破坏的过程;第三节主要是对比陈先生的“关中本位政策”,总结出前后两种政策上的异同。 本文的创新点在主要表现在:第一,把“泾师之变”放到整个的唐代中后期去宏观的研究它对“元和中兴“乃至唐中后期政局的影响。对于“中枢二元制”和“蕃将集团”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第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后关中本位”一说,试论证“泾师之变”后唐中央新时期条件的“关中本位政策”以及带给整个中晚唐政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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