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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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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减贫效应、运作机理与路径选择研究

刘芳  
【摘要】: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是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世界性难题,是我国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目前,我国已进入扶贫开发工作的攻坚阶段,国家扶贫政策与模式发生了根本转变,从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参与式扶贫发展到多元化扶贫与精准扶贫,扶贫战略也从“输血式”扶贫转向“造血式”扶贫。在现行贫困标准下,要在“十三五”规划期末消除所有贫困人口,不仅需要完善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更需要产业扶贫、科技扶贫和金融扶贫等多种扶贫方式的有效组合搭配。其中,金融扶贫既符合农户参与式扶贫的宗旨,又可根据农户需求提供特定金融服务,支持农户形成自我发展能力。金融资源还可支持并推动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和科技扶贫的落地施行。然而,现阶段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体制与机制存在缺陷,将制约金融资源与生产要素的深层结合,抑制金融减贫的实践效果。由此,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效应及运作机理,不仅为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体制与机制创新提供重要依据,也有利于推动农村金融改革总体进程和促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有力实施。本文立足于我国贫困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现状,研究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效果、运行机理及优化路径选择。将遵循“金融减贫问题提出→金融减贫理论梳理→贫困农村金融减贫考察-→金融减贫效应与机理计量验证→计量检验结果讨论→金融减贫路径选择政策建议”的研究路线展开。在梳理国内外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取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2742个贫困农户样本数据,以及2005-2013年集中连片特困区435个贫困县农村金融发展数据,分别采用Probit模型、系统GMM模型、PVAR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分析讨论贫困地区金融服务需求现状,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线性与非线性作用关系,长期和短期作用效果及其作用机理,并据以提出完善农村金融减贫机制的优化政策机制的思路。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农村贫困类型和致贫因素的转向影响和推动扶贫政策变迁和金融减贫演进。在贫困地区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背景下,缓解农村地区发展不平衡、抑制贫富收入差距加大、纠正贫困人群权利缺失和贫困阶层固化等问题成为国家扶贫战略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金融减贫是在贫困地区由简单粗放金融服务模式向系统化金融减贫体系的转变,是金融减贫具体形态不断丰富和深化的过程,是金融减贫机制更好服务于扶贫开发战略总体设计的体现。如何让金融减贫贯彻“精准化”的宗旨,如何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如何创新金融服务产品与工具,如何引导信贷资金投向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和重点项目是亟须突破的问题。第二,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存在先抑后扬的“非线性关系”,在短期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呈现负向冲击,而长期则具有正向激励。分别运用GMM模型与PVAR模型分析,从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不同层面进行检验,均得出一致性结论。从GMM模型分析结果可知,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一次项系数均为负值,二次项系数则为正值。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脉冲响应揭示出,短期内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作用为负,到达峰值后逐渐缩小趋向于零并呈现微弱正向趋势。第三,以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作为中介变量,无论金融发展规模还是金融发展效率,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总间接效应之和均为负值。面板数据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间接效应,金融发展的直接效应更为明显。从金融发展规模角度衡量,间接效应相对直接效应的百分比仅为41.4%。而从金融发展效率角度衡量,两者之比为1:1。此外,以金融发展效率作为自变量,收入分配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7.59%,而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占比为22.4%。第四,贫困地区金融需求和供给呈现数量和结构错配,抑制了金融减贫效应的发挥。从供需数量分析,贫困农户潜在借贷需求较高,但实际满足率较低;资金需求数量较高,但贷款额度较小;贫困农户还款积极性有所提高,但扶贫贷款仍偏离最需帮扶的贫困群体。从供需结构分析,贫困农户高消费性贷款偏好与金融机构生产性贷款倾向存在错位。以建房置业、子女教育、婚丧嫁娶和健康医疗为主的消费性信贷,会形成贫困群体未来收入的负向支出,甚至加剧了经济贫困程度。尽管从短期来看相应信贷支出对农户贫困程度纾缓起到积极作用。第五,贫困地区农村金融未充分体现“包容性”和“普惠性”,对贫困农户的金融“排斥”倾向阻碍资金流向贫困群体。计量结果显示,收入水平、资产状况、生产性支出比例是影响贷款获取、正规金融机构支持和贷款金额的共同因素。上述诸种因素也正是贫困农户短时期难以改变的三方面金融抑制诱因。创新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减贫体制与机制,推进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包容性和普惠性是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第六,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脆弱难以自发演化出与之相匹配的金融市场体系,信息不对称和运行成本制约金融机构在农村市场的延伸,进一步造成农村金融市场垄断和金融服务水平低效。农村信用社占据着农村信贷市场的垄断地位;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空间存在很大局限;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民间金融在贫困地区虽具有发展优势,却有依托亲友的关系型融资偏向。如何通过政策机制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民间金融既相竞争又相融合的优势是贫困地区农村金融改革创新亟须突破的问题。第七,贫困地区经济结构转变、扶贫方式转化和农户金融需求分化呼吁贫困地区农村金融体制与机制变革,这种变革动力会内在驱动农村金融作用于贫困减缓的行为轨迹,扩展金融减贫的正向作用路径与空间,实现金融减贫的阈值跨越。基于打破贫困农村金融市场垄断性、满足农户金融需求多样性、纠正金融服务减贫的低效性和适应农业生产高风险特征等设想,提出完善农村金融减贫机制的政策路径为:构建部门合作机制,保证金融政策和扶贫政策体系的协调统一;积极推动贫困地区增量金融机构发展,发挥各类金融机构的互补作用;因地制宜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贫困地区多元化金融需求;克服金融排斥偏向,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完善金融保障措施,发挥金融与财政政策合力;依托保险与资本市场,心实现金融减贫可持续性等。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突破金融减贫作用机制定性规范分析的局限,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检验法,将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置于同一系统,反映彼此作用的层级关系和作用方向,量化测度金融减贫直接与间接作用效果,深究金融减贫效果欠佳的机制本源。二是构建贫困农户、金融机构微观主体和县域金融发展三维视角,以需求、供给和整体效应三个层次,逐层剖析金、融减贫实施效果、运作机理及体制机制弊端,提出优化农村金融减贫机制的政策路径。三是与以往研究多采用不同省份贫困程度与金融发展指标验证两者作用关系不同,本研究直接定位于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结合435个贫困县样本数据和田野实地调研经验,对金融减贫的非线性和动态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使理论分析与计量验证进一步“瞄准”贫困地区空间与贫困群体。四是基于索洛生产函数,诠释贫困、中等收入和富裕人群的生产与资本累积过程,并由此构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摆脱贫困的路径实现机制,结合系统GMM和PVAR分析方法,整体测度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果。五是从贫困特征和致贫因素转向角度,厘清扶贫策略和金融减贫政策的演进逻辑,进而结合贫困地区经济结构转变、扶贫方式转化和农户金融需求分化等因素,思考贫困地区农村金融的改革方向与政策机制设计。
【学位授予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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