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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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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

白若楠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把一个贫困落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造和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一条创新发展之路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任务和新挑战。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组成部分的旧婚姻家庭制度束缚、禁锢着妇女和大多数男子,成为社会痛苦的根源之一。封建社会畸形、落后的社会道德、社会习俗以及半殖民地萎靡的社会风气也集中体现在旧的婚姻制度和习俗中,因此,改革旧婚姻家庭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是新中国社会改革重要的、迫切的和首要任务。中国旧婚姻家庭制度是在封建宗法制度之下以父权和夫权为中心,以包办婚姻、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为基本特征,近代婚姻改革未能动摇其根基,封建婚姻制度和习俗在全国包括陕西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占有优势。1950年《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它旨在摧毁封建婚姻家庭习俗和制度,实行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但是《婚姻法》颁布施行之后,旧婚姻习俗如包办婚姻、买卖婚姻、早婚、童养媳等仍然大量存在,同时,离婚案件和离婚纠纷空前增多,引起家庭和社会的不稳定,干涉婚姻自由的情况也很多,产生了妇女自杀率上升等严重社会问题。如何摆脱婚姻法施行受阻的困境成为党和政府必须解决的难题,在调研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基础上,旧的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婚姻思想根深蒂固被认为是婚姻法施行受阻的主要原因,中共中央决定沿用一贯的宣传教育和群众运动方式予以解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随即从1951年底开始到1953年3月全面推行贯彻婚姻法运动。在党中央领导下,政务院有步骤、按计划地开展了关于婚姻法的贯彻实施运动。陕西省按照指示在全省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依次经过初始阶段(1950年4月至1951年9月)、展开阶段(1951年9月至1952年12月)、高潮阶段(1953年1月至1953年4月)。由宣传、妇联、司法、民政、教育等部门领导组成的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是专门的领导机构,在它的部署和领导下,这次运动以组织干部学习、训练干部为基础、以宣传工作为主要方法和途径、以妇联工作为有力助手、以司法工作为贯彻婚姻法运动的有力保障,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力图取得新中国婚姻家庭领域社会革命的成功。由于贯彻婚姻法运动涉及到具有私密性和亲密性的家庭成员关系,触动和动摇了父权、夫权等旧的家庭权威,加上部分基层干部素质不高和经验不足等原因,使干部与群众、女性与男性、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子女、公婆与儿媳等各类主体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和冲突。如部分基层干部既是婚姻法的执行者、家庭纠纷的解决者,又成为贯彻婚姻法的阻碍者,有些干部因为干涉、阻止妇女离婚或者处理家庭矛盾方式不当激化家庭矛盾,招致群众反感;有些男女利用婚姻法关于离婚的规定摆脱了包办买卖婚姻实现了婚姻自由,而有些人则因为喜新厌旧轻易离婚,造成被离婚的农村妇女或贫穷男性陷入生活困境;一些媳妇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获得家庭中的平等地位,而有些媳妇利用贯彻婚姻法运动在家庭中取得强势地位,反过来压制公婆,甚至虐待公婆,出现传统婆媳地位的倒置。这些复杂的情况,其实是贯彻婚姻法运动自上而下的“国家视角”对底层社会复杂性和具体化的遮蔽,今天需要以发展的眼光予以审视。贯彻婚姻法运动属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诸多群众运动中的一个,具有群众运动的共同特点,但与同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相比,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二者对象不同、具体方法和激烈程度不同、量化标准不同、重要性和受重视程度不同、结果与效果不同。这些差异性显示了贯彻婚姻法运动不同于经济领域改革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表明新中国的建立者和执政者将面临比单纯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经济斗争更严峻的考验和更大的挑战,也使中国共产党摸索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即中国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自上而下推行婚姻家庭改革是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实践和探索,虽然面临沉重的传统羁绊、又交织着现实利益的阻难,以及婚姻家庭问题的复杂性,但是经过短时间的努力却取得了很大成就。它废除了封建婚姻制度,建立了新婚姻制度,逐渐形成婚姻家庭新观念、新风尚,进一步解放了妇女,增强了农民的国家观念和政治觉悟,培养了社会主义新公民。这些成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婚姻改革领域的成功实践。同时,它也具有历史局限性,即运动式贯彻《婚姻法》与婚姻家庭变革长期性、复杂性之间的矛盾;运动式贯彻婚姻法导致法律政治化、司法行政化问题。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贯彻婚姻法运动的具体研究,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艰苦卓绝,也看到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和实践,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不忘历史总结历史,是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态度。
【学位授予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8
【分类号】:D9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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