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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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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土跨国公司发展研究

陆栋生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跨国公司越来越多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产配置,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也越来越成为国际跨国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市场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中国经济正进入“新常态”,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例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一带一路”战略、全面深化改革等,在这些战略举措下,培育一批从本土成长起来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将会是这些战略的着力点和突破口,跨国公司将是提升中国“走出去”能力的重要载体。目前,中国跨国公司的力量还比较薄弱,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有较大的差距,在国际竞争力、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上差距较大。那么,如何针对现代跨国公司的发展趋势与特点,加快培育中国跨国公司,壮大中国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的力量,将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在跨国公司理论方面,现有的跨国公司理论大都基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实践,对于后发国家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后来者)指导意义不强。在跨国公司后来者理论体系中,3L-3E理论应用较为广泛。但该理论在面对具有独特背景的中国跨国公司发展时,仍有一定的局限性。本人认为中国跨国公司发展,实施“走出去”战略,与发达国家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战略具有不同的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依托其较强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以降低要素成本和扩张市场为导向,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中国曾经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重要承接地,中国跨国公司主要是以提升技术能力、培育技术优势和推动中高端升级为导向的对外投资扩展,基础条件和目标导向都不同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并且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政府正在积极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同时,全球新产业革命正在形成新的技术和产业发展格局,引发全球贸易和投资秩序格局重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思潮交织对抗,使中国跨国公司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聚焦中国跨国公司发展,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和原有跨国公司理论的基础上,试图基于中国跨国公司实践,对现有的跨国公司理论进行创新性探索和拓展,以理论创新支撑实践创新,从而在新的跨国公司理论体系下,研究分析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的模式路径。本人认为当前中国独特的发展环境对中国跨国公司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需要对跨国公司后来者理论(3L-3E理论)进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一是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后发国家跨国公司向中高端升级的战略限制,这些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从利用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转变为限制后发国家的升级,这实际上要求中国跨国公司要拓展互联(Linkage)的内涵与外延。二是新产业革命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管控方式的升级,跨国公司以新的网络平台的模式控制产业链。这种方式更加注重对网络平台节点的控制,未来跨国公司对于价值链的竞争更多的是对网络平台节点之间的竞争,跨国公司需要在此网络中成为具有掌控能力的“网主”,成为网络中重要的节点,借此控制整个网络体系,从中获取最大的利润,这促使传统的跨国公司互联(Linkage)向网络化(Network)推进。同时,基于新兴领域突破等发展机遇,跨国公司后来者将拥有更多的发展资源,在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利益分配中能够抢占一定的地位,促使传统的跨国公司平衡性(Equipoise)升级为稳定性(Stability)。三是“新常态”下的中国跨国公司需要在学习的基础上(Learning)更进一步,从多方面加以升级,实现融合化(Integration)。包括深度学习(Depth learning),在向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学习的同时,也要将自身企业的实践融合进去,做到内外融合;包括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从实践中主动增强自身的能力,实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超越;包括本土化(Localization),提升企业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和企业文化。在达到传统跨国公司内生性(Endogenous)的基础上,将深度学习、干中学以及本土化等进行融合化(Integration)吸收,实现全方位的提升。按照上述理论的拓展,同时针对中国跨国公司发展中存在的国际化经验不足、社会服务体系缺失、体制机制不完善、创新能力不足等主要问题,本人构建了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路径模式:立足“新常态”(New Normal)的大背景、实行双向推进(Bidirectional Advance)的战略路径、以三螺旋整合(Triple Helix Integrated)完善本土企业跨国经营的核心能力、充分聚焦四大战略(Four strategies)。以双向推进(BidirectionalAdvance),作为实现网络化(Network)的具体路径,推动中国跨国公司从低端和中高端同时迈进。以三螺旋整合(Triple Helix Integrated),作为实现稳定化(Stability)的具体路径,不仅是企业自身要提高能力,政府和社会服务同样要发挥功能,帮助企业真正有能力走出去。以四大战略(Four strategies),作为实现融合化(Integration)和稳定化(Stability)的具体路径,聚焦国内市场、国家战略、新兴领域和产业集聚。与此同时,本人对成长路径进行了数据化处理,并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制度环境的改善(对应“三螺旋”中的政府),社会服务的提升(对应“三螺旋”中的社会服务),企业规模、企业研发投入、企业融资能力和企业年龄(对应“三螺旋”中的企业)的增加都会有利于企业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同时,行业集聚程度(对应“四大战略”中的产业集聚)的提高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集聚程度的提高能够发挥中国产业整体的优势,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化、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潜在优势;互联网用户数量(对应“四大战略”中的新兴领域)的提升也会显著地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新兴领域的边缘突破给了中国跨国企业特别是小微型的跨国企业成长的机会;大国优势(对应“四大战略”中的国内市场)同样有利于中国跨国公司“走出去”。
【学位授予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8
【分类号】:F276.7;F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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