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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域下的中日“妖怪”与“妖怪学”研究

王鑫  
【摘要】: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日本掀起了一股“妖怪”热潮,日本通过“妖怪”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有效地宣传了本国文化。透过“妖怪”我们了解了日本文化、日本民族。日本“妖怪”热的出现并非偶然,它得益于日本百年来深厚的学术研究积累。日本的这一“妖怪”热以及“妖怪学”也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和反思。那么,什么是“妖怪”?日本的“妖怪学”何时兴起,有哪些研究成果?我国有没有“妖怪学”研究?我国学者又是如何认识“妖怪”和开展“妖怪学”研究的?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国内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十分有限,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无论是在内容方面还是在方法论方面,均不能令人满意。这或许与长期以来我们对“妖怪”的偏见有关。然而正如柳田国男所说的那样“妖怪”是一个民族进行自我反省时的有力工具,透过“妖怪”,我们可以“窥见平常人的人生观、特别是信仰的推移。”透过“妖怪”这扇窗,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两国人民在原始信仰方面的异同,更可以窥见中日思想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为东亚思想交流史、文化交流史研究增添一个新的维度和视角。日本的妖怪研究最大的问题可以说是“他者”视角的欠缺与比较视域的不足。而中国近年来的妖怪研究亦是如此,或是以日本的妖怪为对象,或是以本国的妖怪为对象,缺乏二者比较的研究视角。本稿试图打破这一局限,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视角对中日两国的“妖怪”加以比照、分析。运用史学、日本思想史学、史料学的研究方法,并借用文化人类学、神话学以及宗教学的部分研究方法,从“妖怪”与“妖怪学”这两个妖怪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入手,对中日的“妖怪”概念、“天狗”以及中日两国的“妖怪学”研究史进行梳理、考察和分析。正文部分分成上、中、下三篇,共七章。上篇以“妖怪”为主题。第一章以“妖怪”概念为考察对象,打破了纵向分析的方法,将我国古代“妖怪”概念的全貌呈现出来。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我国“妖怪”产生与演变的思想背景。可以说,中国妖怪概念演绎的过程是一个从统治阶层向普通民众阶层逐渐渗透的过程,是一个从政治色彩浓厚的词汇演变为普通百姓熟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词汇的过程,这其中上古思想家王充、干宝,思想流派之道家、释家,以及民间文学唐僧取经故事之流行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章在考察日本古代“妖怪”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日本对于中国“妖怪”产生的思想依据——天命思想的接受情况。通过对“妖怪”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确实接受了中国的天命思想,将“妖怪”的起因与君主的德行联系在一起,然而,对其又有所保留与改造,他们不对“妖怪”的征兆意义加以过多评论、以日本的“神祗”替代中国的“天”,或将其转嫁到末法思想与浇季思想上。不仅采用儒家的方法,更是运用佛教、神道等多重手段来达到消除妖怪的目的,这些都是日本在认识与对待“妖怪”时不同于中国的特点所在。中篇分析了中日两国均十分熟悉的妖怪——“天狗”。第三章对中日古代“天狗”的形象及其功能进行了考察和分析。通过考察可以看出,中日的天狗无论在形象上还是功能上都有诸多差异,中国古代的天狗主要是“流星”、“彗星”等星辰的代名词,是祸乱出现的象征。而日本却并未接受具有此种象征意义的天狗。取而代之,日本古代的天狗被认为其原形是“鵄鸟”,具有使僧人堕落的性格,到了中世之时,多见人由于怨恨而死后沦为天狗的记载。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日天狗的此种差异?日本“鵄鸟”形象的天狗及其性格从哪里来?这些问题在第四章中给予了考察。第四章从天狗与儒、释二道的关系入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考察。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古代“星辰状”的天狗具有易姓革命的性质,正是由于日本统治者对于中国这种政权交替理论的高度警惕才坚决杜绝了星辰状天狗在日本的传播,导致了中日天狗在形象上的巨大差异。不过,中世之时,武士阶层掌握政权后,再次将天道思想作为统治国家的思想依据,使得中世之时的天狗虽然形象上与中国的天狗相距甚远,但在性格上却具有了喜欢战乱的特点,这一点可以说也受到了中国天狗的影响。日本“鵄鸟”形象的天狗则与《六字经法》这一密教修法的创建有关。台密僧人为了对抗东密僧人创造的《六字经法》,将密教修法中常常使用的结缚“天狐”、“地狐”改为了“天狗”、“地狗”,命名为“三类形”,并依据中国的《青色大金刚药叉辟鬼魔法》这部经书,将天狗的形象定为“鵄”。日本“鵄鸟”形象的天狗使僧人堕落的性格以及心怀怨恨之人死后会沦为天狗的认识也与六字经法中的“三类形”有关。“三类形”发展到院政时期与“三毒”结合在一起,而“三毒”正是佛教中妨碍修行的罪魁祸首。“天狗”所代表的“瞋”则象征着嫉妒、怨恨。因此,中世时,多见因怨恨而沦为天狗的记载,这些都与“三毒”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五章着重分析了中国天狗食日月信仰的来源与日本修验道中的天狗信仰。最终发现,我国天狗吃月亮吃太阳的信仰出现的较晚,类似记载最早见于辽代文献,直到明代才将日食和月食描述成天狗。通过分析古印度的天狗以及佛教中的天狗最终发现我国的这一信仰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在佛经汉译的过程中,将印度的罗喉与中国的天狗联系在了一起。在辽、元等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期间,佛教、特别是密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天狗食日月”逐渐取代了儒家提出的“蟾蜍食月”、“赤乌食日”之说,出现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并广为流传。下篇以“妖怪学”为关键词考察了中日近代的思想交流情况。第六章详细考察了日本妖怪学的兴起和发展历程,对每个思想家研究妖怪的背景、目的、内容、方法等进行了深入分析。日本的“妖怪学”是在明治时期“西方科学万能主义”的时代背景下,为了使日本在精神层面赶超西方而由日本的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开创出来。其后,出现了两方面的走向:一部分学者继承井上圆了的研究,以“消灭”妖怪为目的;而以江马务、柳田国男等为代表的学者则肯定妖怪的价值,从风俗史学、民俗学的角度开展研究。江马务与柳田的研究是在当时兴起的西方人类学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日本百年来的民俗学视角的妖怪学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由小松和彦、宫田登等学者批判与继承,他们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了柳田的研究,并开展起国际化、跨学科、多视角,作为“人之学”的妖怪学研究。井上圆了、柳田国男的妖怪学研究都曾对我国产生过重要影响,我国看似没有妖怪学研究,其实在近代,在日本的影响下,我国近代也曾有过妖怪学研究。在第七章中,本稿对我国近代以来的妖怪学研究,尤其是日本妖怪学研究对我国的影响进行了考察、整理和分析。在井上圆了的影响下,我国出现了第一部妖怪学教科书一《寻常小学妖怪学教科书》,出现了数部井上圆了妖怪学方面的译著,最为著名的是蔡元培先生翻译的《妖怪学》。其后,我国不再采用“妖怪”一词,以“迷信”取而代之。江绍原的“迷信学”研究就是典型一例。他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所说的“迷信”几乎等同于井上圆了的“妖怪”。另一方面,在柳田国男的影响下,周作人、鲁迅等学者对“妖怪”进行重新审视,肯定了它在探讨民族文化、信仰以及民族精神中所发挥的作用。茅盾、闻一多、顾颉刚等学者也都在西方人类学的影响下对中国的妖怪进行过考察、分析、调查,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成果。透过“妖怪学”这一窗口我们看到了近代中日思想交流的一个侧面。本论文从宏观上对“妖怪”以及“妖怪学”进行了分析整理,同时,从微观上对个别案例的“天狗”进行了考察。然而,本论文主要以古代的妖怪为考察对象,倚重文献资料展开调查。今后,将进一步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以及日本现代残存的与妖怪有关的民俗进行调查、比对,并结合文献资料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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