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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人生经历与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研究

伊闽南  
【摘要】: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创新”一词居于首位,成为我国目前主要发展方向和着力点。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20年以前将企业创新研发投资强度提升至2.5%,科技带来经济增长达到60%,同时要加强企业创新的引领作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尤其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深,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下行,部分产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创新成为我国保持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力量。Ayyagari(2011)和Comaggia(2013)通过研究发现:从微观层面而言,企业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通过创新行为不仅可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对企业的长期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在宏观经济层面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也有显著的提升。Griliches(1979)研究中也曾指出,创新投入能够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尤其在研发响度较大的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2018年4月中兴遭美国制裁,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国与美国在高端技术上的差距,同时让更多企业意识到通过技术创新迈向高端市场,才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创新发展才是国家生产力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国内外学者基于多角度研究发现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因素主要有:市场化进程、企业规模、融资束缚、金融发展、产权制度等(陈国宏等,2008;解维敏和方红星,2011;温君等,2011),但上述研究结果均以假定企业管理者为追求最大化效用的理性管理者为前提。Simon(1955)和Becker(1962)曾分别从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心理学等角度研究发现不存在完全理性人,管理者均为有限理性甚至是非理性的。因为在人类的认知过程中以及能力方面,存在先天性的差别,并且会受到后天的影响,所以企业的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往往体现有限理性的特点,这就导致了以上创新影响因素理论存在缺陷。Hambrick(1984)研究发现企业高管层的组成特征以及管理背景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绩效水平及战略选择。企业高管层,特别是在高管团队中起到核心作用的企业CEO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道德氛围(Zahra and Priem,2005);Barker和Mueller(2002)通过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资强度差异与企业CEO特质存在显著相关关系;Hackbarth(2008)发现企业决策行为及绩效很大程度上收到企业CEO的影响,进一步,企业绩效差异的29.2%至38%是由企业CEO的异质性所导致的(Mackey,2008;Hambrick and Quigley,2014)。通过以上研究可以看出企业CEO在企业决策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企业决策中CEO的个人特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决定了企业业绩表现的好坏,甚至是战略实施的成败。周铭山和张倩倩(2016)研究中还提到CEO作为企业创新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对创新的影响最为关键。那么企业CEO早年经历所形成的不同“烙印”是否会制约其个人品质并对企业创新投资决策产生影响,使其在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等方面产生差异,甚至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未来表现。因此,本文基于烙印理论,重点讨论企业CEO从业前不同人生经历所形成的“烙印”对其创新投资的决策的影响,并从投入、产出角度深入探究企业CEO不同人生经历对企业的创新投资行为有着怎样的作用机理?以及CEO的不同人生经历通过企业创新投资行为将会对企业未来发展产生哪些影响?在我国现今的经济形势下,以上问题的回答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选取我国A股上市作为样本,以上市公司中拥有较高经营决策权的CEO的不同人生经历为研究对象,遵循投入(创新投资强度)——产出(创新投资绩效)——经济后果(企业价值和股票收益)的研究思路,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和烙印理论,来研究企业CEO不同人生经历(从军经历、海外经历、体制内经历)对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的影响。并结合企业不同产权性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企业不同规模(大、中、小型企业)、企业所处地理位置(东、中和西部地区)及企业成立时间(年轻企业和成熟企业),全面剖析不同企业中CEO人生经历与企业创新投资决策间关系的差异。为了系统地分析企业CEO不同人生经历对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的影响,本文首先,在创新投入方面,深入地剖析CEO三种不同人生经历是否制约着企业创新投资强度,进一步将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大中小企业、东中西部企业、年轻企业和成熟企业,深入探究CEO不同人生经历与企业创新投资强度间关系在不同企业中是否存在差异;其次,在创新产出方面,CEO不同人生经历是否导致了创新投资绩效的差异,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分析企业创新投资强度在CEO人生经历与企业创新投资绩效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最后,在创新决策的经济后果方面,研究CEO不同人生经历是否会通过促进或抑制企业创新投资强度进而对企业未来表现(企业价值和股票收益)产生不同影响,并结合第五章的研究结果进一步分析在不企业中三者关系的差异。通过对以上三方面的研究,期望可以有效识别具有不同人生经历的CEO给企业创新投资带来的潜在成本及收益,并提出相应的提升企业未来表现的对策。围绕这些研究问题,本文具体研究框架为:第1章、第2章、第3章和第4章为第一层次,本文的研究基础部分;第5章、第6章和第7章为第二层次,本文的实证检验部分;第8章为第三层次,本文的主要结论、建议和展望部分。通过以上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最终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结论:(1)创新投资投入方面,CEO从军经历、海外经历及体制内经历三种不同人生经历均对企业创新投资强度存在显著影响,首先,CEO从军经历与企业创新投资强度显著负相关;其次,CEO海外经历与企业创新投资强度显著正相关;最后,CEO体制内经历与企业创新投资强度显著负相关。进一步,本章从微观层面出发,将企业按照不同划分方式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大中小企业、东中西部企业、年轻企业和成熟企业。通过对不同企业中两者关系的回归结果发现:第一,在非国有企业、小型企业、中部企业和年轻企业中,CEO海外经历对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甚至不存在;而CEO从军经历和CEO体制内经历对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抑制作用被显著增强,由于这类型企业大部分处于企业发展的初期,大量的资金用于企业现有产品的批量化生产和扩大市场,并且更容易受到融资约束,因此对创新投入并不积极,第二,国有企业、大中型企业、东部企业、成熟企业中,由于该类型的企业通常都具有完善的规章制度、更先进的机器设备、更高的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以及更强的融资能力、资金充足,该类型企业为了更好地发展倾向于研发新产品扩大市场份额,或研发新技术降低现有成本,因此CEO从军经历和CEO体制内经历对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抑制作用均被不同程度的减弱;而CEO海外经历对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促进作用被显著增强;第三,西部省份的企业,由于受到区域因素的影响,企业发展程度较低,融资约束大,使得企业CEO无论具有何种经历在创新研发投资方面均十分谨慎,CEO三种人生经历与企业创新研发投资强度的系数均为负,且相关关系均不显著。(2)创新投资产出方面,CEO从军经历、海外经历及体制内经历三种不同人生经历均对企业创新投资绩效存在显著影响,首先,CEO从军经历与企业创新投资绩效显著负相关;其次,CEO海外经历与企业创新投资绩效显著正相关;最后,CEO体制内经历与企业创新投资绩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企业创新投资强度在CEO人生经历和企业创新投资效率间关系,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创新投资强度在CEO从军经历以及CEO海外经历与企业创新投资绩效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而由于CEO体制内经历对企业创新投资强度和企业创新投资绩效存在相反的影响关系,即具有体制内经历的CEO通过自身关系网对企业创新产出有促进作用,但是由于CEO的体制内经历使其在投资项目选择时,倾向于规避风险高、结果不确定的创新项目,因此,企业创新投资强度在CEO体制内经历与企业创新投资绩效间并不存在正向的中介效应,而是反向的掩盖作用。(3)创新投资经济后果方面,通过对企业价值和市场反应两个层面的实证检验后发现:首先,企业创新投资强度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具有一年的滞后期。这说明从长远来看,企业保证持续的创新投入确实可以提高企业业绩,提升企业竞争力。因此,企业不应只注重眼前的短期利益,而应关注长远的发展,这样就需要不断加大创新力度,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企业CEO从军经历和CEO体制内经历通过企业创新投资强度会降低企业未来价值;CEO海外经历通过企业创新投资强度会提升企业价值,但具有滞后性。其次,企业创新投资强度可以提高企业未来的股票收益,但同样具有一年的滞后期。这说明作为一种高风险的投资方式,企业的创新投资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得到很高的回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关注高风险投资的投资者提供了实证证据。企业CEO从军经历和CEO体制内经历通过企业创新投资强度会降低企业未来股票收益,而CEO海外经历通过企业创新投资强度提升了企业股票收益,但也具有滞后性。进一步,依据第五章对企业的分类原则,分别分析在不同企业环境下CEO人生经历通过企业创新投资强度对企业价值和股票收益的影响。通过回归分析发现:第一,企业创新投资强度无论在国有企业或非国有企业中均可以提升企业价值和股票收益,但在国有企业中提升的程度大于非国有企业。并且仅在非国有企业中,CEO从军经历和CEO体制内经历通过抑制企业创新投资强度,降低企业价值和股票收益,而CEO海归经历无论在国有企业或非国有企业中均可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投资强度,提升企业价值和股票收益;第二,在大中型企业中CEO从军经历和CEO体制内经历通过对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抑制作用,会降低企业价值和股票收益,而CEO海外经历通过对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促进作用,会提升企业价值和股票收益;在小型企业中CEO从军经历和CEO体制内经历通过对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抑制作用,会提升企业价值和股票收益,而CEO海外经历通过对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促进作用,会降低企业价值和股票收益;第三,在东中部企业中CEO从军经历和CEO体制内经历通过对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抑制作用,会降低企业价值和企业的股票收益,而CEO海外经历通过对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促进作用,会提升企业价值和企业的股票收益;在西部企业中CEO从军经历和CEO体制内经历通过对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抑制作用,会提升企业价值和企业的股票收益,而CEO海外经历通过对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促进作用,会降低企业价值和企业的股票收益;第四,企业创新投资强度仅在成熟企业中可以提升企业价值和股票收益。在年轻企业中,仅CEO体制内经历通过对创新投资强度的抑制与企业价值和企业股票收益存在显著相关性,其余经历并不会通过对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影响,对企业价值和企业股票收益产生显著影响。在成熟企业中,CEO从军经历和CEO体制内经历通过对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抑制,显著降低企业价值和企业的股票收益,同时,CEO海外经历通过对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促进作用,显著提升企业价值和企业的股票收益。基于以上研究,本文主要在以下三方面进行创新:(1)自Hambrick(1984)提出高阶梯队理论以来,不断有学者研究企业管理层不同特征(如性别、学历、年龄、专业背景等)对企业决策的影响。虽然也有学者对高管层不同人生经历对公司决策的影响进行研究,但相关文献较少,并且主要基于心理学理论。本文将生物学的烙印理论引入企业创新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从能力烙印和认知烙印两方面分析不同人生经历对企业创新投资从投入、产出到经济后果的影响机理。通过交叉学科理论的引入,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企业层面经验证据,深化高阶梯队理论。(2)本研究基于烙印理论,分析CEO人生经历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其中选取了具有中国国情特色的体制内经历进行分析。由于体制内身份是中国特殊国情的产物,目前国有企业转型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拥有“体制内”经历的管理者进入与之对应的“体制外”企业当中去。本研究遵循企业创新投资从投入、产出到经济后果的路径,同时结合了企业异质性,具体分析了 CEO体制内经历对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的影响,以期丰富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管理者层面经验证据,深化行为经济学相关研究。(3)对企业高管异质性与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的相关研究大多仅基于两者间存在的直接影响,对高管异质性是否通过对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影响进而对企业未来市场表现产生影响研究较少。本文通过引入CEO人生经历与企业创新投资强度的交互项,结合企业异质性,全面探究了 CEO不同人生经历通过企业创新投资强度对企业未来价值和未来股票收益产生的影响,丰富了管理者异质性对企业创新投资决策影响的相关文献。从理论模型分析到实证检验,本文遵循投入——产出——经济后果的研究思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得到了一些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新结论和新观点,丰富了企业创新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的相关研究,以期为创新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为上市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加强不同类型企业的CEO选拔有所指引。并希望企业CEO自身可以意识到“烙印效应”的存在,理解自身“烙印”对创新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机理,可以利用自身在“烙印”方面的优势,同时抑制“烙印”所带来的劣势,进而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提升企业的创新投资水平为企业和国家带来更多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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