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中国贸易强国建设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贸易呈现爆炸式增长。2019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达到172298亿元,连续十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地位,是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然而,尽管“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中取得了显著的“数量绩效”,但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的粗放型、资源消耗型经济、贸易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一方面,粗放型增长方式引发了严重的环境问题。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针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重要指示,一系列顶层设计相继出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持续加大,中国的环境规制强度不断提升。2018年召开的第八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了“美丽中国”建设的线路图、时间表,明确提出“确保到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意味着企业将为自身的排污行为付出相应的成本,企业的生产经营均会受到影响,出口行为也不例外。在这一背景下,深入剖析中国实施的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应采取何种措施,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实现出口规模的扩张,从而实现在加速“美丽中国”建设的同时、保持“贸易大国”地位,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另一方面,以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的低端生产模式参与国际价值链生产环节,使得当前中国出口产品出现“低端锁定”的现象。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调结构转动力,巩固和提升外贸传统竞争优势,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推动外贸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进贸易强国进程”。因此,今后一段时间,既是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攻坚期,又是中国对外贸易转方式、调结构的窗口期。在这一背景下,深入探讨中国实施的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应采取何种措施,实现环境质量优化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双赢,从而加速“美丽中国”与“贸易强国”建设,成为亟需研究的重要命题。综上所述,本文结合线性建模技术以及非线性建模技术,从出口规模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两个维度入手,反复论证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环境经济学领域以及国际贸易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以及争论的焦点问题。具体地,本文围绕“环境规制与贸易强国建设”这一主题,首先基于中国城市层面数据探讨了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及传导机制、不同市场化程度以及创新能力水平下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差异化影响。其次,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以及人力资本水平下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差异化影响。本文的研究通过对环境规制与出口规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进行系统评定与综合审视,以期为新时期“美丽中国”建设与“贸易强国”建设二者的关系寻求理论支撑,并为今后环境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相应的决策依据。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在探讨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影响时,一方面,考虑到近年来中国环境规制发生了历史性改变这一现实背景,本文使用城市层面数据进行研究,从而将样本延展至2017年,弥补了已有使用微观数据进行研究存在的时效性不足问题,有效捕捉近年来中国环境规制发生的历史性、全局性的改变以及其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另一方面,从生产率视角入手,探讨了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间接影响,进一步丰富了已有研究框架。第二,在探讨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时,考虑到已有研究大都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混为一谈,忽略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存在的异质性。本文将技术进步路径细分为自主创新、境外技术引进与境内技术引进,从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入手,探讨了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从而丰富了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框架。第三,在探讨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基础上,使用非线性建模技术,一方面,以城市市场化程度和城市创新能力为调节变量,探讨不同市场化程度以及不同城市创新水平下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非线性影响,另一方面以融资约束和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探讨不同融资约束程度以及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下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非线性影响,从而寻找实现环境质量优化与出口规模扩张、出口技术升级共赢的有效方案。本文主要的研究工作以及所得结论具体如下:1.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及其中介效应分析围绕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影响这一问题,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城市生产率对出口规模的间接影响,其次基于2004-2017年中国229个城市相关数据,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估计方法以及中介效应模型,从实证层面深入探讨了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最后将全部城市划分为东部地区城市、中部地区城市与西部地区城市,探讨不同区域城市中,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影响的共同点与异质性。结果表明:(1)就总样本回归结果而言,一方面,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直接影响与综合影响均为负,表明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不利于城市出口规模的增长。另一方面,城市生产率在环境规制与城市出口规模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部分负向影响通过城市生产率传导。(2)就分样本的回归结果而言,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城市中,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影响既有共同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就共同点而言,各区域中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影响方向均为负;就不同点而言,东部地区城市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强度最弱,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抑制作用最为强烈。2.进一步讨论:如何减弱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负向影响在初步的研究得出的“环境规制抑制了各城市出口规模扩张”这一结论的基础上,本文使用非线性建模技术,探讨如何减弱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负向影响,以实现环境质量优化与出口规模扩张的双赢。具体地,本文结合第4章分样本讨论的结果,使用中国229个城市2004年至2017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交互模型,使用SYS-GMM估计方法,探讨不同市场化程度下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非线性影响以及不同城市创新水平下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非线性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下,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影响既有相同之处同时又存在较大差异。就共性而言,无论市场化程度的高低,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均表现为负;就差异性而言,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城市中,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抑制作用较为强烈,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中,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负向影响有所减弱。换而言之,市场化程度在环境规制与出口规模间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2)在不同城市创新水平下,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同样存在较大差异。创新能力较低的城市,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负向影响较为强烈,在创新能力最低时,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影响为-0.427,当创新能力处于最高水平时,环境规制对出口规模的负向影响强度降低至-0.288。3.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围绕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这一问题,本文将技术进步路径分为自主创新、境外技术引进与境内技术引进,并基于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2005-2015年的跨行业面板数据,分别构建静态面板中介效应模型以及动态面板中介效应模型,从自主创新、境外技术引进以及境内技术引进三个渠道入手,分析环境规制对各制造业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无论是在静态面板模型还是在动态面板模型中,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均显著为负,即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将抑制出口技术升级。(2)就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而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通过抑制企业技术进步从而负向作用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具体来看,当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上升时,自主创新支出、境外技术引进支出、境内技术引进支出均受到挤占,各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也因此有所降低。4.进一步讨论:如何实现环境优化与出口技术升级的双赢在初步的研究得出的“环境规制抑制了各制造业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这一结论的基础上,本文使用非线性建模技术,探讨如何减弱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负向影响,以促成在加强环境规制强度的同时,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局面。具体地,本文分别以融资约束程度和人力资本水平为门槛变量,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依次探讨了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非线性影响。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从融资约束视角看,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态势。当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即融资约束值低于3.460时,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显著为负,影响系数为-0.250。当融资约束程度达到门槛值3.460时,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发生区制转换,环境规制强度跨越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系数转变为不显著的正向影响。(2)从人力资本视角看,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当人力资本水平处于不同区制时,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当人力资本低于2.900时,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负向影响较为强烈。当人力资本水平达到2.900时,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发生结构性转变。当人力资本水平超过2.900时,环境规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系数由负转正,即对于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行业而言,加强环境规制能够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