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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的和平构建:以联合国在战后塞拉利昂重建工作中的干预行为为分析案例

卡布尔(Brima Patrick Kapuwa)  
【摘要】:2002年,塞拉利昂官方宣布其内战结束。据统计,自1981年到2002年期间全球共发生116起武装冲突,其中有91起为内战。这些冲突绝大部分可归类为国内冲突,并大多发生在塞拉利昂这样欠发达的贫困国家。学界研究表明,此类冲突,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所发生的国内冲突,大都源自于经济崩溃、政府和国家机构职能失效所导致的混乱局面。人民意识到他们的声音无法传达到政府领导人那里,因此揭竿反抗。调解者试图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实现和解,但他们往往会忽视地方性诉求等具有影响力的因素。此时许多国外的调解者和所谓专家往往会介入非洲国家的冲突,但他们缺乏对冲突背景及根源的了解,因此难以发挥有效作用。这类国外调解最终往往建立了一种复杂而脆弱的“复合式和平”。在像塞拉利昂这样处于“后内战时代”的国家,政治暴力的重现、不安全局势的威胁、政府缺乏有效治理、教育和医疗卫生条件较差、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备等原因使这些国家的统一和重建进程变得异常艰难。为更好的理解联合国在塞拉利昂等国的和平构建(Peace Building)行动,我们需要对以下几个问题加以思考: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来说,国内暴力冲突后联合国构建和平及重建道路是否应该作为一个标准模式来加以推广?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对联合国构建和平后非洲国家安全局势的迅速恶化该作何解释?如果不将和平构建行动作为考虑因素,那么非洲国家政府/非政府主导的安全介入是否比国外调解者更为有效?相反,如果对第一个问题做出否定的回答,那么将重建行动的主角从“外国专家”转为“当地人士”能否成为一种可能?国际社会应该怎样去认识当地人士在非洲国家重建过程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外国势力和当地人士的功能性关系是怎样的?外国援助在本国重建的框架下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本文的论点和理论假设如下:在Boutrous Ghali将和平建构行动定义为“重建战乱后的社会”或“加强并巩固和平框架以防止冲突再度发生”后,和平建构的概念就不再是一个新奇的事物了。简单来讲其内容包括重建政治、社会、安全以及经济秩序,发掘冲突的根源,并通过协商或仲裁的方式使冲突各方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根据Keating和Knight (2004)的研究,和平构建已被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区域及全球范围内的政府间组织用作引入国际社会力量、帮助内战国家进行重建并在后内战时代实现“文化和平”的一种手段。如何防止敌视情绪的产生是战后重建工作的关键,因此援助国及联合国和平构建委员会应确保内战国在重建过程中出现较强力的国家机构、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土地改革、公民社会以及对民族认同的尊重。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本文试图分析并评价“自由和平论”(liberalpeace)及“民主和平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ies)的真正价值,这两种论调认为它们可以在维持国家稳定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在本文中,根据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John Scott2007)的假设(若战争的预期效用高于和平的预期效用,战争就会重演;只要人们将诸种行为的收益和成本加之计算,其行为就基本上被认为是理性的),国内势力主导下的和平构建行动具有较高的风险,但国外势力不应该去干预国内和平构建的努力。塞拉利昂的国内和平构建力量通过理性选择可以认识到国内专家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并认为这种作用可以超越国外的和平构建力量。尽管联合国在和平构建问题上已探索出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准则,但它应该就某些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因地制宜的不同方案。这种方案应该顾及当地冲突与敌视的根源,并衡量当地可维持和平的能力。因此,在塞拉利昂问题上,我们应该认识到可持续的国际和平构建力量与当地具体情况结合的重要性。如果联合国的行动能够与当地的政治力量较好的合作,那么和平构建行动的成功率将大大提升。为了提出一种较合理、全面的理论假设,本文将对Wilsonian的“经历内战后的国家建立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对长久维持和平来说至关重要,而自由化改革将是这个过程中一个十分关键的链条”观点提出质疑。Wilsonian的这种理论假设在塞拉利昂的案例上显得十分苍白。在笔者看来,与不切合实际的自由化理论相比,一个可行的具体原则在自下而上的和平构建行动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Wilsonian的自由主义理论忽视了塞拉利昂的文化价值观、历史以及社会政治现实。本文认为,塞拉利昂国家结构中存在的政党政治、社会组织、退伍军人、媒体、非政府组织、司法部门、跨宗教社区等等因素在把国家推向冲突边缘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本文认为,在塞拉利昂内战这个案例上,对自由主义和平或自由主义秩序的一味追求反而会导致更加不稳定的局面,因为就像Roland Paris(2004)所认为的那样,“战乱国家不具备制度上的能力去解决政治以及经济纷争,也没有和平解决冲突的传统;即便这样的制度出现了,也将成为某个派系达成自己政治意图的工具”。这种论断将制度主义摆在了自由主义的前面。对联合国在塞拉利昂的维和努力来说,与其急于召开选举,不如先去全面了解一下塞拉利昂的国内情况(政治与历史),给予塞拉利昂国内问题专家更多的参与权,以此来避免维和行动中的短视行为并为和平与民主的建立提供长远的视角与发展战略。 理论方面,本文借鉴了诸多理论来使文章的核心命题概念化。首先,我们分析了民主和平论(Richmond,2005),这种理论认为:民主制度在国际和国内层面都有助于和平的实现,民主化进程(法制,人权,政府的有效治理,自由的全球化市场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会将国内的纷争从战场转移到政治选举的舞台;另外,市场化进程将促进经济的持久稳定增长,并缓解紧张的局势。本文将对民主和平论(Bruce Russet1992)的众多局限加以论述,并指出自由主义政治秩序在塞拉利昂将起到破坏性的作用,尤其是在民主和经济改革、战后司法公正、犯罪与腐败及立法程序等方面。所谓的“民主和平计划”不仅忽视了塞拉利昂的社会与经济问现状,而且加剧了贫困人口面临的种种问题,对民众参与战后重建和经济复苏的意愿也没有给出满意的答复。我们认为,通过选举来寻求建立制度化民主体系是塞拉利昂不稳定局势的罪魁祸首。单是选举本身就导致了国家的不稳定和对人民及其财产的种种迫害,因为选举中充斥着违规操作和政党间的反复对峙。 本文所关注的另一个理论是John Scott(2007)等学者所坚持的理性选择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若战争的预期效用高于和平的预期效用,战争就会重演;只要人们将诸种行为的收益和成本加之计算,其行为就基本上被认为是理性的。我们认为,国内势力主导下的和平构建行动具有较高的风险,但国外势力不应该去削弱国内力量的努力。塞拉利昂的国内力量通过理性选择可以认识国内专家在和平构建行动上所能发挥的重大作用,并认为这种作用可以超越国外的维和力量。 本文在第二章和第三章详尽分析了联合国在塞拉利昂维和行动中的两个关键性角色,即国内势力与国外势力。国内势力包含国家角色和非国家角色,例如民间社会团体、社区机构、当地非政府组织、政党、妇女及儿童机构、跨宗教社区、媒体、人权机构、司法机构、特别法庭等等。国外势力包括联合国维和办公室、国际非政府组织、世界银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非盟等等。在这些角色中,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外势力拥有许多和平构建问题专家,但他们在具体行动中并未能与国内势力进行较好的协调与合作。本文认为,联合国等国外势力只有与塞拉利昂的国内势力,尤其是与青年组织、公民社区机构和跨宗教社区这些国内冲突与维和行动中的重要角色进行协商后才能发挥持久与有效的作用。通过发掘国内势力与联合国和平构建力量之间的鸿沟与分歧,本文对和平构建行动中供给导向型自上而下的处理方法提出质疑,这种方法将导致和平构建行动在结果上的不均衡,影响战后和平构建的凝聚力与稳定性。尽管存在国内和平构建势力与制度改革间的协调人,但和平构建进程经常受到地方割据势力的侵蚀。为了克服全球政府治理的局限性,原生的、经授权的基层政府必须与国际和平构建角色相互融合。在一个多元的、较为固定的文化及宗教地域中,单一的、刻板的和平构建行动是不可取的。当代国际合作下的维和行动不同于战乱国本地的日常治理,我们认为那种常规性的、通过外交途径的和平构建行动不应该继续高高在上,它们应该让位于战乱国当地的拥有信誉的和平构建势力。我们建议在和平构建行动中重视本国的力量,善用本国的专家及资源,激发本国潜在的文化能量与凝聚力,建立实实在在的政府及合法威信。 第四章和第五章将对本文的理论发现作出分析,并提出结论与建议。首先,我们将对民主和平论作出进一步研究。就像DarbyGinty (2008)所认为的那样,许多源自广义民主介入形式下的和平都十分脆弱。这种和平忽视了冲突的根源,并难以理清当地复杂的局势,因此往往难以产生积极的效果。我们同意Duffield (2001)的观点:为实现塞拉利昂国内的持久和平,针对国内具体情况的解决冲突的方案应该被摆在首要的位置,而不应采纳I. Kant’s (1795)认为的所谓国际公认的原则与惯例来作为在塞拉利昂建立民主意识、经济独立和安全局面的唯一手段。根据我们在塞拉利昂已掌握的资料,我们同意Roland Paris’(2004)对民主和平论的批判:联合国的和平构建委员会在某些国家的某些狭隘行为不仅没有发现并解决问题,反而使局势更加恶化。根据我们的调查,联合国塞拉利昂和平构建委员会的援助的确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例如对政党青年/妇女的培训和教育,对媒体、人权和公民社会组织、警察和司法组织改革的帮助等等。但从整体上看,这些援助大多数并没有取得显著功效。从2007年开始,政治选举所引发的暴力冲突已经将塞拉利昂推向战争边缘。我们认为,对跨宗教社区和政党领导人等关键性地方因素的忽视是导致塞拉利昂难以长久维持和平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认为民主和平论是狭隘的,因为它并没有实现其所宣扬的稳定与发展。若要将联合国在塞拉利昂的和平构建活动置于某个理论框架内,那么规范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最具可靠性和解释力。笔者认为,如果对宗教间理事会、公民社会组织和青年团体等国内角色给予足够的信任与政治资源,那么他们将出于理性选择理论而慎重的权衡利弊,并最终投身于塞拉利昂战后的重建及发展当中。 我们推断,尽管联合国给予的资金与技术援助在不断增多,但由于选举暴力和政府管理缺陷的存在,塞拉利昂国内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仍不容忽视。 从当前公民社会组织、跨宗教社区、妇女团体,地方社区机构的表现来看,尽管国外势力投入了很多专家队伍及资金援助,但塞拉利昂的和平仍应寄托于国内势力下的各种角色,他们可以通过地方治理来较好的管理下辖的社区。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援助应当着眼于协助国内的调解势力及和平问题专家,以此来争取在构建和平过程中实现更全面的合作与互信。 联合国及其和平构建委员会应该认识到,作为民主和平理论的一个关键性要求,政治选举在塞拉利昂面临着诸多限制和难点,因此难以作为长久维持和平的手段。召开选举的行为已经对塞拉利昂的稳定和发展招致灾难性的后果。即将来临的2012年塞拉利昂选举将对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带来众多未知因素,因此我们奉劝联合国在不了解当地社会及冲突根源的情况不要急于引入制度化民主机制。 很多人在对塞拉利昂当地的文化、价值观和传统道德习俗缺乏认知的情况下用供给导向的心理强行引入国外的标准与惯例。他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后内战时代的塞拉利昂实现稳定与和平,而在我看来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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