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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民集体的土地收益权制度研究

唐欣瑜  
【摘要】:通常所说的农民权利,尤其是土地权利,事实上包括农民集体权利与农民个人权利两种,只是统称为农民权利。本文研究的是农民集体权利,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收益权是指农民集体作为集体土地的权利主体依据自己享有的所有权而获得一定收益的权利。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土地收益权在土地所有权的权能中并不突出。我国农民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消费为目的,更注重获取土地的使用价值的权利,而往往忽视了在生产的基础上追求土地的价值的权利,即土地收益权。农民生活的改善依赖收益的增加,土地收益是其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土地的增值,农民集体及其成员对土地的权属越来越关心,集体土地不再单独为耕地使用,城镇化程度较低的农村主要通过农用地的有偿投包,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主要通过集体建设用地发展租赁型经济,将大量土地用于创造集体收益。但农民集体不能将其所有的土地自己使用于或与他人设定他物权用于农业生产、兴办乡镇企业、公益设施和村民住宅等使用领域之外以获得收益,其收益权因为受到法律限制而成为一个矛盾比较突出的问题。 收益权是所有权的权能之一,集体土地所有权是集体土地收益权的权利来源。我国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在继受大陆法系中私法体系的基础上,既有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所有制思想的忠实践行,又有对前苏联模式的借鉴以及对自身农业集体化经营教训的反思。集体土地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所有权类型,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新内容,决定着集体土地收益权的性质与发展范围。基于集体土地所有权是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实践中的创造,本文在研究集体土地收益权时,并不是简单使用外国的土地所有权与收益权理论加以解释,而是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对其进行客观的研究,探讨蕴含在集体土地收益权中的中国特色。 我国的改革肇始于农村,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特色,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后土地由农民私人所有向集体所有的转变为支撑点,归纳出农民集体土地收益权历史演变的五个阶段,分别是个人时代、初级集体时代、三级所有集体时代、两权分离初期以及土地“新政”时代。在归纳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并总结了农民集体土地收益权的演进路径,得出从“占有的权利”到“增长的权利”、从“公权力控制”到“私权利回归”以及从“失衡的农民集体”到“均衡的农民与集体”的启示。 土地制度尤其是农村土地问题成为近年来上至决策层,下至普通民众最关注的话题。在回顾历史、以史为鉴的基础上,本文结合从国家到地方最新的土地改革政策,以目前讨论最热、试点最多、亟待进行相关立法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的土地收益制度为实证考察对象,采用实证分析中文本实证的方法,将近些年全国各地一些改革实践以及部分试点城市的地方立法集中进行系统整理、比较研究,归纳总结它们在实践过程中的实施效果,分析流转受限的原因。由此得出在全国范围内完善农民集体土地收益权制度的启示:明确集体土地产权归属,是保障农民集体土地收益权实现的前提;建立全国性法律规范,是保障农民集体与成员享有平等土地收益权的关键;政府与市场合理分工,是完善农民集体土地收益权制度的重心;逐步完善城乡统筹的配套措施,是实现农民集体土地收益权的发展模式。 虽然近些年来国家政策在法律制度设计层面尤其从土地政策上注重了对农民权益的保护,从实际效果来看却仍不尽如意。农民集体存在的法理基础在于为其成员提供基本公共产品以满足其生产生活需要,并不是直接为成员谋求私人利益。但由于农民生产剩余相对太少,集体从农民那里获取的收益只够支付乡村干部的工资,集体的收益权得不到很好的体现。具体而言,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收益权制度主要存在权利主体有缺陷、权利客体具有局限性、权利内容欠缺、权利实现形式单一、收益使用与管理混乱以及权利救济方式不健全几个方面的问题。农民非常期望集体能为其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而缺乏收益来源的农民集体自身生存都极为艰难。可见,从法律上完善农民集体享有集体土地收益权制度至关重要。 对于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收益权制度的完善,本文首先分析了完善的宏观思路与现实基础,在宏观思路的指导下提出完善我国农民集体土地收益权制度的具体设想,具体设想与存在的问题一一对应,主要包括权利主体的重塑、权利客体的界定、权利内容的充实、权利实现形式的丰富、收益使用与管理的规范以及权利救济方式的健全。本文认为农民集体作为集体土地收益权主体,应对其进行非法人团体改造,将农民集体明确为村一级集体;农业用地、集体建设用地、村民宅基地是农民集体土地收益权的权利客体;农民集体土地收益权的权利内容主要包括承包经营地发包的收益请求权、宅基地原始取得的收益请求权、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收益分配请求权以及征地补偿的收益分配请求权。 农民集体土地收益权的实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外部配套制度以及政策的保障与推进。从建立城乡统筹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财政支持与金融支持制度、加强地方政府的服务职能与完善农民集体自身的组织建设四个方面进行配套制度安排,解除农民集体土地收益权制度完善与创新的后顾之忧,为经济及社会转型带来积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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