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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结构、产业集聚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王晓娟  
【摘要】: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新趋势的演进,全球产业体系分工布局正在发生调整,特别是近岸、围绕需求中心的集中布局成为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趋势。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中国制造业既面对价值链制高点竞争中的比较优势限制,同时也面对来自发达国家对中国企业进行中高端升级的战略封锁,在这种国际背景下,需要把握国际产业竞争的新特征,确立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以突破比较优势的制高点限制,掌握中高端升级的产业分工主导权,改变关键环节受制于人的境况。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迫切需要寻找一种立足于经济内循环的全球价值链突围之路。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持续扩张,中心大城市、城市群、都市圈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新形态,根据发达国家的一般规律和经验,城市空间格局与一国工业化发展密切相关。空间集聚是一国参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然而,现有对经济集聚外部性的探讨中,大部分研究仍然是基于单中心空间集聚(单个城市)的视角,随着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空间形态已呈现出多中心集聚的特征,以及中国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经济的转变,新一轮城市化发展和经济空间结构的调整为中国探寻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空间路径提供了新的可能。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从城市规模扩张和多中心结构的视角,探究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可能存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从市场一体化的角度,讨论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城市基础设施的连通等机制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的影响,探索了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新路径。按照“理论基础——现象描述——理论建模——实证分析——结论与启示”的研究逻辑,本研究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围绕本文的研究问题对已有的文献和理论基础进行了回顾和梳理。第二部分分别基于全球视野和中国视角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趋势以及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特征事实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获利能力和分工位置两方面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了测算,初步判断了产业集聚的空间结构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关系。论文第三部分在Kee and Tang(2016)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城市空间结构的交易成本外部性,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决定机制进行了刻画,并基于已有的研究基础,分别讨论了城市单中心集聚和多中心结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可能影响渠道,通过逻辑推演建立起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在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量”的方面,通过数理建模,得到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三个决定因素:企业加成率、中间产品的国内外相对价格和国内外交易以及运输成本的相对大小。企业成本加成的提高意味着产品价格的提升和利润的增加,进而可以促进企业出口DVAR的上升(价格效应);同时,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的下降,会使企业更多地使用国内中间品替代进口中间产品,从而提升企业出口的DVAR(替代效应);此外,在国际运输和交易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国内交易运输成本越低,企业出口的DVAR越高(交易成本效应)。在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质”的方面,通过对现有研究基础的梳理,总结提炼了城市空间结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可能影响渠道。论文第四部分到第六部分基于中国城市和企业的经验数据,分别从城市、省域以及城市群的不同地理圈层和空间维度检验了不同层次的城市空间结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机制。其中,城市规模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获利能力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其中价格效应、替代效应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整体“倒U”型关系主要是由交易成本效应驱动的,而城市内部基础设施的完善、市场化程度的成熟,均能提升一个城市内部的资源承载能力,最大化的促进城市集聚效应的释放,进而助推城市内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攀升。第五部分重点考察了省域层面多中心结构的集聚外部性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省域多中心结构集聚效应的发挥依赖于单个城市的集聚程度和城市化水平,只有单个城市经济活动规模达到一定门槛值,产业具有了一定的集群基础,多中心结构才能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发挥正向效应。异质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城市多中心结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效应呈现出从东到西梯次递减的特征,这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水平较低,经济活动较为分散,城市间不容易形成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分工网络,因此东西部城市多中心结构的集聚效应难以发挥;从行业特征上来看,这是由于高技术行业由于其本身的技术特征对集聚和分工协作环境的依赖性较强,在多中心结构的城市中可以充分利用城市网络实现协同创新,而低技术行业则可以通过在多中心集聚的城市中充分享受到技术外溢的红利,进而趋向于向其他行业技术水平收敛;从贸易方式来看,由于非加工贸易的生产投入主要来源于国内和国外,其所需的中间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对加工贸易更大的替代弹性,城市多中心结构的“替代效应”更强,因此对非加工贸易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影响更大。第六部分以中国20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区域层面探讨跨省份的城市多中心结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机制,分别单独考察了行业内集聚效应和行业间集聚效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城市群内部的集聚效应能够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正向溢出效应,最终推动企业在GVC分工中的地位升级。由于区域层面跨越的行政边界较为明显,市场一体化程度对多中心结构的调节作用至关重要。城市一体化程度越高、城市间人口流动越自由、城市通达性越高,越有利于城市群内的集聚效应促进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升级。基于上述研究结论,论文最后一部分针对如何发挥城市空间结构的集聚效应,以促进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有效升级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研究认为,在当前中国正在致力于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时期,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在于从空间视角上,最大程度的释放中国国土面积广阔,人口规模庞大的集聚效应,在积极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多中心发展的同时,要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区,更好地发挥城市内部和城市间的协同作用。首先,城市群建设中产业集群体系的培育,是发挥城市群内部产业集聚效应的重要载体,因此现代化产业集群体系的培育和建立是城市群建设的基础。其次,城市群建设要打破城区域内部的行政壁垒,打破城乡、地区、行业分割,破除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的空间障碍,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实现城市群内的市场一体化发展,这是发挥城市群空间集聚效应的重要保障。最后,城市群内部交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有助于城市群内部通过协同分工产生更强的合力,进而增强空间集聚效应对企业GVC升级的溢出效应,通过城市群建立中国经济“内循环”的完备产业集群体系,从而有力助推中国企业在GVC主导的国际大循环中的地位攀升。在全球价值链和城市体系不断重组和整合的背景下,通过对城市空间结构和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关系的研究,既有助于从开放视角来理解和把握中国城市化扩张和城市空间格局调整的方向,制定符合当前发展需要的城市规划政策体系和机制设计,找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着力点,提高城市集群的外部效应;又有利于在城市群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积极互动,从而探索出一条以城市网络为依托、以产业空间集群为动力来源的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新路径。相对于以往研究,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第一,本文跳出了传统集聚理论强调数量规模经济的惯性思维,从集聚的空间形态的视角考察了城市多中心结构的集聚外部性,丰富和拓展了集聚理论的内涵,同时也使得空间发展理论由“要素论”、“功能论”、“能力论”拓展到“价值论”领域。第二,不同于以往研究视角,本研究从经济的空间组织结构和集聚的空间形态的全新角度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可能路径提供了新的解释,首次对城市空间资源的优化与全球价值链升级之间的互动进行了考察,不仅讨论了中心城市规模扩张对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的影响,同时还关注了城市群这种超越单个城市的空间形式和多中心集聚的形态对价值链可能产生的外部性机制,对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机制和渠道的解释进行了补充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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