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摘要】：历史上每个时期都有一种生产劳动发挥着决定作用并主导其他劳动形式。这种发挥着决定作用的生产劳动是“一种普照的光”,不仅将同时期的其他一切生产劳动的光彩掩盖而尽,而且也改造着一切存在物的特点。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广泛应用,人类进入了新一轮工业革命带来的数字化时代。由此,资本主义也实现了向数字资本主义的跃进。在数字资本主义体系下,数字技术催生了一种新的劳动形态——数字劳动。在数字劳动条件下,资本主义不能根除的“诅咒”及其不能根治的“绝症”再次凸显。在数字资本主义时期如何理解和把握数字劳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其独有的理论视角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为此,在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寻找充足并合理的理论辩护,既关涉到怎样有效地回应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争论,也是在数字资本主义时期开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理论叙事的关键。在展开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如何定义劳动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人们对生产劳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从古希腊时期作为“创制活动”的生产劳动以及中世纪作为“宗教救赎”的生产劳动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不是每个人实现自身本质的活动,而仅仅是低层次的人和奴隶应该承担的任务,劳动的潜力还没有散发出来,人们在与自然的抗争中的生产劳动更多表现为被迫的活动。随着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发展,劳动的地位才随着宗教改革的发展而逐渐凸显出来。劳动分工自古有之,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斯密第一次把劳动作为财富的源泉,黑格尔第一次把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劳动才得以进入哲学研究视域。古典政治经济学非历史地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二律背反”,不能解释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根源。德国古典哲学又把劳动仅仅局限于精神领域不能把握现实的关系。马克思整合了斯密的“一般劳动”和黑格尔的“抽象劳动”形成了解剖现实政治经济问题的“雇佣劳动”。马克思不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接触和理解现实,而是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实现对现实的分析和把握。通过梳理和解读前资本主义时期以及资本主义早期哲学家们关于劳动思想的演变,论证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与此同时,对当下数字资本主义时期数字劳动的分析和解读,再次确证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持续性和有效性。时间与空间不仅是人存在方式的基本规定,也是把握劳动尤其是数字劳动的关键维度。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时间与空间同样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并且他始终把对时间和空间概念的考察置于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中。由此,基于哈特与奈格里以及福克斯对数字劳动现状的把握,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透过现实来认清数字资本时代背景下数字劳动在时间和空间维度所呈现的新样态,揭露资本主义生产背后的时间统治。资本积累的内在本性决定了资本不仅要夺取世界市场而且还要用时间消灭空间。在数字资本时代,数字资本对时间和空间的同质化控制,仍然是对现实宰制和剥削的唯一尺度。不论资本主义在当下如何数字化、虚体化,要摆脱数字资本逻辑技术上的控制,摆脱其对时间和空间的统治,我们就需要面向资本本身来认清数字资本逻辑为我们创造的和平和平等假象并对其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数字劳动的“数字”外衣以及“劳动”本质的揭示,不仅发现“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存在秘密”,也找到了在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探求“解放何以可能”的现实路径。数字资本成为了当代新的“理性”和统治一切的霸权。在当下的数字资本时代,要瓦解资本逻辑,就要分析数字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揭示数字资本逻辑自我否定、自我瓦解的发展趋势,在数字资本私有化的所有权这一根基处进行彻底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锁匙,解决资本与劳动分立的根本关键在于消灭私有制。基于此,我们可以推断数字资本主义时期沿袭了资本主义社会所不能根除的“诅咒”和“绝症”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数字资本主义时期的当代翻版。通过对数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真实地把握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存在方式,剖析数字资本主义时期人的存在问题。拜物教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线索之一,它比“异化”理论更能深刻透视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颠倒之“怪现状”。传统哲学揭露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露了人在“非神圣形象”——商品、货币、资本——中的自我异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和普及,资本主义跃进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又陷入了新的“非神圣形象”——再异化——数字中的自我异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消解了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证明了其理论视角的独特性和科学性。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消解新的“非神圣形象”——“数字”中的自我异化,也就是“非神圣形象”中异化的再异化,是我们推进数字拜物教批判的理论根据。只有通过数字拜物教批判,工人阶级才能透过“拜物教”的迷雾看到自己自由解放的曙光。换而言之,要实现数字拜物教的根除就是要实现数字劳动的解放,由此才能使人在数字资本时代摆脱资本逻辑的控制,实现感性丰富的人、全面发展的人、自由个性的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仅仅停留于“解释世界”,其本身也内涵了“改变世界”的现实要求。哈特与奈格里还停留在资本主义叙事模式,囿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范围内思考如何解决数字劳动剥削和异化的问题,他们只关注了人本身,没有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相比之下,福克斯提出的“公有的互联网”能部分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但是他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问题,不能在根本上实现人的解放。两派学者都忽视了马克思对“真正的共同体”构想的关键立脚点实际是回到“社会化的人类”。回到“社会化的人类”是构建“真正的共同体”的实现路径。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社会化的人类”都是共同协作和构建的关系共同体。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构建大数据共享基础上的真正共同体就是要构建生产资料“数据”共享基础上的共同体。由此才能打破数据垄断,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实现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劳动,完成人的真正解放。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马克思一生兢兢业业的事业,也是马克思孜孜不倦的“未竟之业”,对数字劳动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