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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平台能力、价值共创与平台企业竞争优势关系研究

刘月  
【摘要】:以云计算、人工智能和5G为代表的新技术集群融合发展,推动着现有技术范式的变革,与各行各业渗透互通,成为新工业革命的核心推手,促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双轮驱动的产业变革与升级,是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强大动能(Annarelli等,2021;Sahut,Iandoli和Teulon,2021;Pournaras和Lazakidou,2008)。同时,2020年新冠疫情事件和2021年中国河南洪涝灾害事件加速了线下经济向线上经济的迁移,将平台经济和平台企业再次推向风口,使数字平台经济成为当前发展最快、辐射最广、创新最活跃的经济活动(Pelzer,Frenken和Boon,2019)。数字经济转型背景下具有数字化平台的平台企业,不仅能够帮助自身输出大量的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而且具有极强的辐射效应,为其他企业的数字化发展和数字化转型进行数字化赋能,这种平台模式具有极强的颠覆性,能够推动社会迁移,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布局,成为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以及数字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是帮助实现数字经济转型的有效举措(朱秀梅等,2020)。魏江和赵雨菡(2021)认为数字平台为海量创新主体价值共创提供沟通协作通道,为多样性资源组合、数字共享提供基础设施,邬爱其,刘一蕙和宋迪(2021)认为数字平台能够使企业产品和服务增值,有助于企业形成强劲的核心竞争力和独特的竞争优势。本文聚焦于数字经济背景下具有自身数字化平台且能输出数字产品或数字服务的平台企业,对于这种数字化的平台企业而言,平台企业必须尽可能地发挥内部数字化平台的功能,形成强大的数字平台能力,通过数字化平台集聚企业内部员工、用户和供应商等主体,并为这些主体捕获各种丰富的信息、技术等资源(Gundogdu和Kahraman,2020),从而构建独特的平台企业竞争优势(李东红,陈昱蓉和周平录,2021)。因此,数字平台能力对平台企业竞争优势的构建和形成至关重要。然而,现有理论研究关于数字平台能力的探讨极为匮乏(Annarelli等,2021),学者们对数字平台能力的概念与内涵尚未形成一致认识,国内尤其缺乏数字平台能力的研究,数字平台能力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如何构建平台企业竞争优势等问题尚未得到重视与关注。此外,在平台企业实践发展中,平台企业凭借强大的数字平台能力形成独特平台企业竞争优势的案例屡见不鲜,依靠数字化平台的赋能效应和辐射效应进一步引发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现象让人赞叹(单宇等,2021),但关于数字平台能力对平台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路径等重要问题,学界尚未给出清晰的解答。因此,本文秉持“扎根中国管理实践,深化组织管理理论”的原则,对数字经济背景下平台企业如何依靠数字平台能力成功构建独特竞争优势这一极具时代性、鲜活性和创新性的重大问题进行回应,在系统梳理数字平台能力的概念、内涵和特征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剖析平台企业如何发挥数字平台能力有效促进平台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能够推动数字平台能力的理论研究,有利于深入揭示数字平台能力与平台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具体路径机制,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数字平台能力和平台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领域。尽管数字平台能力能够有效促进平台企业竞争优势的构建与形成,但二者之间的具体路径有待进一步揭示和挖掘。在企业实践发展中,商业数字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意味着价值创造越来越多地通过数字信息的生产来实现,而不管这种数字价值是与物质产品紧密相连还是松散相连(Bryniolfsson和Mc Afee,2014)。事实上,当数字化嵌入到产品的智能功能中或通过创建纯数字内容加以体现,这也意味着,如果没有数字价值创造,以非数字方式创造的价值将受到严重破坏(Sahut,Iandoli和Teulon,2021)。平台企业通过数字平台能力不断扩大和拓展多方参与主体,使其与平台企业共同创造价值,直接影响了数字平台能力与平台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Sahut,Iandoli和Teulon,2021)。根据万文海和刘龙均(2021)的建议,可以将平台企业价值共创主体按照企业内部和外部进行划分,本文将平台企业价值共创主体解构为内部的企业主体、外部的用户和供应商主体,能够分别开展企业内部创业、用户价值共创、供应商价值共创等平台企业价值共创。快速更迭的数字经济要求平台企业基于强大的数字平台能力集聚企业内部员工、用户和供应商等主体,并针对不同主体提供不同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其需求(Anderson,2004;Brynjolfsson,Hu和Smith,2006;龚强,班铭媛和张一林,2021),这些主体需求的异质性越强,产品范围越大,产品或服务成本越低,所创造的价值就越大(Fazli-Salehi等,2021;Schilling,2000;Schreier,2006;Tan和Zhou,2017),越容易发挥主体价值创造潜能,共同创造更大的价值,形成特色的数字化平台模式,促进平台企业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内部创业、用户价值共创、供应商价值共创可能在数字平台能力与平台企业竞争优势关系之间发挥重要的路径作用。此外,平台企业的数字市场探索对平台企业竞争优势的持续性具有关键影响(Zhang,Wu和Cui,2015)。然而,现有研究并未重视数字市场探索在平台企业竞争优势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更未揭示数字平台能力影响平台企业竞争优势的路径机制及其边界条件。基于此,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价值共创理论和价值链理论,研究数字平台能力对平台企业竞争优势的促进作用,并将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为逻辑主线,解构数字平台能力对平台企业竞争优势的具体作用机制。本文围绕数字平台能力、企业内部创业、用户价值共创、供应商价值共创、数字市场探索和平台企业竞争优势构建理论模型,旨在诠释数字平台能力对平台企业竞争优势的直接作用,企业内部创业、用户价值共创和供应商价值共创的中介作用,以及数字市场探索的调节作用。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归纳和提炼国内外相关文献,提出了研究数字平台能力对平台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思路。在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部分,对动态能力理论、价值共创理论和价值链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为本文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同时,对数字平台能力、企业内部创业、用户价值共创、供应商价值共创、平台企业竞争优势、数字市场探索的相关理论研究进行系统回顾和评述,归纳和提炼相关变量的不同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理论基础、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第二,本文采用探索性多案例研究方法,基于案例资料数据,明确数字平台能力、企业内部创业、用户价值共创、供应商价值共创、平台企业竞争优势、数字市场探索等主要变量的概念和内涵,并以此构建了数字平台能力对平台企业竞争优势影响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13条研究假设,以深入揭示数字平台能力对平台企业竞争优势的直接影响作用,企业内部创业的中介作用,用户价值共创的中介作用,供应商价值共创的中介作用,数字市场探索的调节作用。第三,本文通过与专家研讨和预调研等方式确定了包含41个题项的正式调查问卷,并通过实地访谈、电子邮件、微信等方式在北京市、深圳市、青岛市和长春市进行问卷调研,共回收有效问卷398份。采用SPSS 24.0软件和AMOS 24.0软件对正式调研问卷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通过SPSS 24.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在本文提出的13条研究假设中,12条得到数据结果支持,1条尚未得到数据支持,并进一步对数据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第四,本文提炼和归纳出研究结论,提出了本文的理论创新性和实践管理启示,同时指出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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