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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后期散文选本研究

李迪南  
【摘要】:本文将明中后期散文选本界定为弘治元年之后明人编选的散文选本。明代中后期,文学流派纷起,秉持不同的文统思想;阳明心学成为此期重要思想资源之一,结合释道观念,对程朱理学乃至孔孟之学形成了冲击;随着明代中后期文化的下移,出版业繁盛,散文选本大量流通,作为物质的属性得到了强化,从而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这些背景下,明代中后期散文选本呈现出与其它时代散文选本不同的面貌,体现了新思想的交锋,成为新型关系的联结。以往关于明代散文选本的研究,表现出这样一些特点:重唐宋文选本研究而轻秦汉文选本研究;往往仅将心学作为背景进行探讨;重视散文选本的文学属性,散文选本作为物质的属性有待于进一步关注。因此,本文试图在这几个维度对明中后期散文选本研究进行深化补充。同时,本文也引入《四库全书总目》的视角,观照清代官方对明中后期散文选本的态度,并根据明中后期与清前中期不同的学术背景,对《总目》观点进行考辨,从而形成对明中后期散文选本更深刻的认识。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从“道”与“法度”两个角度,讨论明中期复古文派中最有代表性的秦汉派与唐宋派的文学主张。对这两个文学流派的文论,《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唐宋派的法度论更为可取,值得效仿,认为秦汉派的法度论是文法之窠臼,将时人导入割剥古文的方向。同时,在唐宋派内部,《总目》倡扬唐顺之的“神明变化”,贬抑茅坤的时文之法。不过,对秦汉派和唐宋派,《总目》的评价止于“文”的层面,未及“道”的层面。秦汉派的文法窠臼,唐宋派的杂于心学,都是为《总目》所不取的;二者的门户之争,更为清统治者所忌讳。《总目》认为真正的唐宋文典范,是乾隆御选《唐宋文醇》中,根植于儒家文艺观、明理载道、经世致用的文章。第二章讨论明中后期阳明心学兴起的背景下,重视自我的性灵文学思潮兴起,散文领域中审美精神的独抒性灵、好异慕奇及创作鉴赏活动中的以文自娱倾向,都是性灵思潮的表现。明中后期,大量中下层文人加入了创作队伍,以文学表达对传统与权威的抗争,抒发自我的心声;他们对抗拟古文风,以“奇”救前后七子勦袭古人之流弊。此期,文学的娱人功能也得到了极大发展,“文娱”思想提倡纯粹的审美活动,崇尚自我,是对载道说的反拨与消解。《四库全书总目》基于儒家文艺观,以“佻”、“薄”评价明中后期根植于心学思想的种种悖“道”离经的表现,对之加以排抑。第三章讨论在出版业繁荣的基础上,明中后期散文选本的一些新变,表现为文学性的弱化与实用功能的强化。本章分为三个角度:第一,明中后期散文选本作为商品,其生产与流通联结了书坊主、编辑等中下层文人,他们的活动围绕编刻选本展开;作为商品的选本在内容取向上迎合市场,在质量控制方面不够严格;第二,作为类书的明中后期散文选本,体现了此期文化平民化的背景下民众对于知识的需求。此类散文选本持重视“切用”的文论,在形制上注重便于阅读翻检,定位非常清晰。第三,明中期官员间往往以书为贽,这种文学选本被称为“书帕本”,其编刻往往敷衍塞责,难言精良,本节对书帕本的源流与样貌进行探求,并分析其弊病所在。《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坊刻本、类书与书帕本等散文选本文献价值低下,且往往删改儒家经典,诡僻不经,对这些选本评价非常低。第四章讨论了《四库全书》对明中后期时文选本的控制,并讨论了明代时文的来源与演变。从王志坚《经义模范》等散文选本可以考察出,宋代经义是明代时文的前身,在向明代时文演变期间,在体式和风格方面经历了南宋、元代、明初几个阶段的的变化。至明后期,时文呈现讲机法、尚雕琢等特点,同时,明后期时文选本大量产生,导致士子对儒家经典束之不观,偏离了科举的初意。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标举乾隆敕选《钦定四书文》,提倡“清真古雅”的时文文风以示清代士子。明后期文社之争也是清统治者尤为忌讳的,因此《四库全书》对明中后期时文选本一概弃而不选,仅录《钦定四书文》,加强了对时文这一国家考试文体的控制。第五章总括《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中后期散文选本的评价。在文献方面,《总目》认为,明中后期选本搜集完备,保存了一些罕见文献;另一方面,明人空疏不学导致明中后期散文选本出现了大量鉴裁、考辨、编次方面的弊病。在文学方面,《总目》认为明中后期散文选本展示了文学发展源流,保存了一定时期、一定文体的文学样貌,具有文学史的价值;同时,《总目》也指出,明中后期散文选本存在“标榜”和“俚浅”的问题,尤其明季时期,选本的品格倾向“佻薄”“纤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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