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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学派史学理论的哲学意蕴

张正明  
【摘要】:20世纪空前复杂的历史现实表明,单纯传统的宏观史学及其理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和应对发展了的历史。恰逢此时,“年鉴学派”应运而生。在法国,从20年代开始,围绕“年鉴”杂志的几代历史学家开辟了不同以往的新的史学道路,他们虽然几代之间存在差异,但从他们的历史研究实践进行分析,仍然可以看出他们在观念上、在方法上有许多比较明显的共同之处。史学界称之为“年鉴学派”。自年鉴学派形成之日起,其主要成员就向思辨历史哲学和政治史开战,倡导总体史、注重“长时段”、主张跨学科研究。年鉴学派的原创与贡献更重要的是在方法论上。“他们为旧历史学转向新历史学开辟了道路。他们的主要贡献不在于他们提出了总体的历史观念,而在于他们不仅成功地说明了新历史学在实践中有可能实现,而且说明了如何才能实现。简言之,他们带来的变化是在方法论上,他们不满足于采纳某个理论立场……而是撰写这类历史从而树立了实际榜样……一种新方法论在新观点鼓舞下逐渐形成了。”①从1929年到20世纪末叶的80年中,年鉴学派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年鉴派——新史学运动”,产生了三四代历史学家。第一代(以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为代表)和第二代(布罗代尔为主要代表)相对断裂较小,笔者称之为“经典年鉴学派”阶段。第三代(以雅克·勒高夫、勒华拉杜里为主要代表)“新史学”阶段,断裂较大,与欧洲“微观史学”和美国“新文化史”有暗合之势。但都没有超出年鉴学派的基本范式。年鉴学派中影响最大的是布罗代尔时代的贡献。布罗代尔认为地理环境、日常生活、文化传统等“长时段”的“结构”,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长期影响,起着或支撑或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即著名的“长时段”理论。在长时段理论看来,历史不是各种事件按着某种逻辑、遵循线性时间、奔向既定目标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是不同层次的历史经历不同层次的时间段,如同瓦片的叠加。历史的动力也不是一两种决定的因素在起作用,而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历史不是英雄人物的“独唱”,而是多声部的“合唱”。年鉴学派由此把历史的视野从政治、军事、外交等宏观领域扩展到其背后更广阔的具体微观的日常生活领域,对线性因果决定论的、用编年顺序把偶然个别事件连起来的编年史式的传统史学,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与解构。彼得·伯克把这场“年鉴派——新史学运动”叫做“史学革命”。 年鉴学派(包括经典年鉴学派、新史学、微观史学)倡导总体史观、新的时间观,抛弃线性时间观,质疑进步论目的论史观,重视文化的作用,采取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所有这一切表明,年鉴学派的史学范式不仅具有史学意义,而且具有哲学意义,形成了不同以往的、新的历史解释模式——微观历史解释模式。从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角度看,年鉴学派的革命意义,不仅仅在史学领域,其史学理论的范式意义在于,不是简单地围绕(政治)“事件”等宏观政治现象构筑历史解释模式,而是把事件背后深层的以日常生活为主的(以及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经济等)结构纳入视野。把政治现象放到深层次、长时段的历史现实中加以把握。其着眼点和重心整体下移,把研究视野从重大历史事件和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宏大叙事,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运动的各个领域,并揭示文化、日常生活等因素的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这样,年鉴学派就彻底颠覆了黑格尔和兰克以来的传统史学理论,也开启了微观历史解释模式。所谓微观历史解释模式不追求历史的大过程、大结构,不从历史的宏观结构中抽出几个决定的因素作为推动历史的决定力量,像自然科学那样寻求一种普遍的规律。而是深入到历史的微观、具体的日常生活和文化,采取个别化的方法,再现丰富多彩的历史,以期收到“一粒沙可见世界;一滴水可见海洋”之效果。这种微观领域或微观角度,一是指在具体历史事件背后的在长时间内变化缓慢的东西,比如地理环境、食物结构等等,是视角上的“下移”,即从上层建筑下移到更基础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等“不变”的要素,比如经典年鉴学派。另一是指日常生活领域,包括下层民众的生活史或小人物的历史,或一个村庄、一个具体的小人物的生活史,也就是视点上和对象上的“微观化”。微观模式是对宏观模式的补充,而不是对它的否定。微观历史解释模式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是非线性的、非决定论的,进而是生成论的。 从哲学意义上看,微观历史解释模式的意义首先是反对乌托邦历史设计,反对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模式来安排和解释人的历史,而主张还原历史的丰富性。其次,反对宏大叙事,尤其反对单线历史和简单的、线性的历史演进模式。第三,微观历史解释模式强调历史发生的偶然性,它运用的微观视角和微观视点把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带进历史之中。 宏观和微观两种历史解释模式各自有不同的适用领域,在功能和作用上各有优势、相互不可替代。宏观模式适用于对人类历史的宏观结构和过程,而微观模式适用于被宏观历史所忽视的微观领域。仅仅强调任何一种历史解释模式,都会出现偏颇,只强调微观模式会导致否定历史的一般规律,只强调宏观模式则会忽视历史的具体性和特殊性方面。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年鉴派-新史学运动”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不是单独小溪,而是由以批判“宏大叙事”为主旨的众多学科汇成的一股洪流。它们共同推动了20世纪以来的微观研究范式转向,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这股洪流比较重要的有如下几支:其一,“生活世界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范式”。20世纪哲学重大发现之一就是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日常生活批判范式也同年鉴学派一样不再孤立地探讨政治、经济等宏观历史要素的决定作用,而且把所有社会历史要素都放回到生活世界的文化意义结构中加以审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范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微观研究范式。其二,微观政治学对现代性分析批判的焦点是从中心化的宏观权力转向了无所不在的、多态化的微观权力。它赋予“领导权”不同于传统宏观政治的微观内涵,注重边缘、微观、多样态的政治权力的地位和作用,深入日常生活世界,分析微观权力机制。其三,由卢卡齐、葛兰西开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志趣也逐渐从宏观的经济政治问题转向微观的社会日常生活批判和文化批判,认为革命不能只限于宏观领域(所有制、国家政权),因为现代西方社会的统治压迫已不仅仅表现为政治经济领域而且还表现在文化、心理等领域,即“文化霸权”。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也要相应改变——首要的要进行意识革命、文化革命,把焦点要落在微观社会体系、日常生活范型上,转向日常生活世界的微观分析批判;以经济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革命转向日常生活和文化领域的微观革命,主张无产阶级由政治解放转向微观的生活解放。总之,20世纪不同学科从不同侧面,自觉不自觉地实现了微观转向,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交融,以反对宏大叙事为主旨的微观转向成了20世纪至今的主潮。而年鉴学派则是这一潮流最深层的底蕴。从其基本主张看,年鉴学派史学范式与日常生活世界理论、微观政治学等有深刻的内在一致性。 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既是年鉴学派的敌手又是其重要的思想来源。马克思完成了“两大发现”,揭示了社会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第一次使社会历史理论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实现了社会历史理论的根本变革。这一理论对年鉴学派史学理论有很多影响,体现在诸如如总体史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跨学科方法、群众史观等方面,但在20世纪新的历史形势下,年鉴学派没有沿着“追寻历史发展规律”的道路发展下去,而是剖开历史的断层、捡起被忽视了的太多的偶然、掀开被现代科技理性遮蔽了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直至发展到把历史打碎(微观史学),再现活生生的历史。所以,所谓后现代历史学家们反对一切宏大叙事和马克思主义而不反对年鉴学派。从这种意义上说,年鉴学派开了后现代史学的先河(虽然年鉴学派史学家包括微观史学家反对后现代历史观,并且不承认自己是后现代史学家)。所有这些正是马克思对后人提出而当时没有也没有必要展开的历史任务。马克思时代的任务主要是从繁茂芜杂的历史中理出历史的规律,批判各种唯心史观创建唯物史观,这也符合人类认识的规律。今天,年鉴学派史学理论为敞开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微观维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比如,多层次的时间观和历史观,注重历史连续与断裂、必然与偶然相统一,透过历史表层宏观结构深入背后的日常生活,注重文化的作用、不把文化看做经济物质因素的附庸等。丰富发展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这也是其自身所固有的实践性和开放性所决定的。在宏观与微观视域的结合处,正是文化哲学的历史解释模式,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哲学历史解释模式对于丰富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创建文化哲学历史解释模式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是对传统的宏观历史解释模式和微观历史解释模式的扬弃和综合。其次,文化哲学以渗透社会一切领域、历史地凝结成的人类生存方式的文化来解释历史就跳出了以往决定论——非决定论之争的怪圈。当然,这一理论还需要很长的建构和完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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