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私法文化精神
【摘要】:法治在根本上呈现了一种伸张自由、平等、正义与权利精神的秩序化、总体性的生活状态和生存方式,而它所承载的深层法治理念和价值关怀,则根植于私法文化精神的丰厚底蕴之上,根植于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化演进的社会进程之中,进而也就根植于现代性的历史脉动和变革超越之中。
现代性则意味着与传统相区别的总体性的生活图景、文化境遇和生存状态,它基本上意指启蒙运动以来以现代化为动力和指标,以理性和主体性为核心观念,以自由和进步为根本性价值,以法律和科层制等理性化秩序为制度原则的生活方式、信念和态度,从而构成了一种超越给定性存在,实现自由自觉性实践活动的主流文化。
现代性运动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和基础,其主旋律展现着市民社会的兴起及其与国家的二元化进程。因此,市民社会的兴起也就意味着现代性的萌动,它展现了差异性、多样性、自由自主性的私人生活领域和活动空间,促动了现代法治信仰和私法文化精神的形成。然而,现代性的当代困境、危机和超越倾向,也对私法文化精神产生了重要的变塑作用和影响,并决定了私法文化精神的当代转型。即从形式理性到实质理性、从“身份—契约”到“契约—身份”、从“理性经济人”到“现实社会人”、从权利自由到权利限制。这种转向反映了现代性的理性建构、自由精神、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关系的当代困境,体现了主体性反抗、自由平等诉求、市民社会多元自主化主张的当代涌动,最终还是力图冲破理性“霸权”和社会异化,实现对人的主体价值的弘扬和向人的世界的回归。
现代性所遇到的忧患和困境,并不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精
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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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本身的错,而是其异化发展的错。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抗和解
构,根本上也是在对现代性进行修补和纠偏。可见,现代性面临着终结
与重建的双重使命,正是基于这种双重使命,现代性的市民社会与国家
关系也发生了变革和超越倾向,相应地,私法文化精神也就实现了法律
理性的重建和自由精神的重塑。
中国市民社会面临着儒化倾向和局限与超越并存的复杂境地,并具
有较为浓重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法治理念和私法文化精神严重贫
痔,这就加剧了中国法治进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中国就应在“反
思现代性”理念的关怀下,建立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关系,
积极培育私法文化精神,形成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利权威与私法秩序,
从而推进法治国家的早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