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法租界的警察1910年-1937年

【摘要】：本文主要利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法国国防部档案馆,法国海外殖民档案馆,上海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并结合法语、英语和中文的相关历史研究,对上海法租界警察的源起,组织机构,人事构成,社会管理和政治镇压的职能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 警察是国家用来维持社会秩序和保护市民财产与生命安全的统治力量,它不仅是国家权力的象征,而且是一种社会管理的工具。警察在政治和社会场域里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上海是一个特殊的口岸城市,三方行政势力(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并存,中外文明在这里冲撞和融合。二十世纪初的上海经历了所有世界大都市必经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经历了这个过程中社会转型的阵痛和城市犯罪的高峰期。上海提供了一个中外文明冲突和妥协,特殊历史环境下都市警察的绝佳案例。上海法租界警察是法国驻沪领事直接领导下的警察机构,是维持法国在沪乃至在华利益的重要力量。它兼具政治镇压和社会管理的双重功能,不仅对中国现代政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对塑造上海城市空间和都市文化发挥了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 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不同于法国本土的警察机构也不同于上海公共租界的警察机构。法国大革命之后,出于分权的原则,法国本土的行政长官与警察长官必须分别由地方选举和上级任命两种方式单独产生,而上海的法国领事被外交部以直接任命的方式兼任了市长和警察长官的双重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旧制度的专制独裁特征,是法国在殖民地一贯采用的集权统治模式的代表,在这一点上与印度支那以及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警察机构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上海公共租界是英美租界合并的产物,不象法租界是法国的专有租界,因此任何一国领事都不能干涉公共租界的行政自由,同时盎格鲁萨克孙的自由主义传统也决定了公共租界的警察机构由工部局领导,而工部局相当于租界侨民的自治机构,由此上海公共租界的自治主义和法租界的专制主义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论文的第一部分主要研究上海法租界警察的法理依据和存在的合法性。通过梳理《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上海租地章程》以及《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组织章程》可以发现,上海法租界的警察是没有条约依据和保障的,它的产生和存在是通过强力维持和即成事实而获得承认的,法租界的警察机构产生于太平天国和小刀会引发社会动荡,上海地方政府瘫痪之际,之后又通过非法驱逐中国政府在租界地面收税和维持治安来保证法租界的财政收入和警权的独立。1927年国民党上海特别市警察局建立后,通过警权来维护主权成为中国政府建设警察的理想,而法租界警察就成为法国维持在华特权的重要力量。 第二部分研究法租界警察的组织机构。为了充当维持法国在华特权的坚实后盾,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房有双重角色,维持治安和军事防御。法租界警察招募的警察局长即总巡都是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毕业生,而从印度支那招募安南士兵进入巡捕房当差也是为了实现警察战时防御角色的顺利转变。法租界捕房在麦兰,费沃利,法布尔三位总巡的领导下,经过了多次改革,在二十世纪初实现了军事化和职业化同时迈进的目标。通过从巴黎警察局引进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以及调入北非和印度支那殖民地警察人员,上海法租界的警察不仅融入了法国殖民帝国的警察系统,而且在警察职业化和现代化方面越来越成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为法国在远东的模范警察代表。一战期间,由于大部分的法籍警察被召回法国土参加战争,为了弥补警力不足,更多的中国籍警察加入法租界巡捕房,并造成了帮会势力在警察内部的渗透。费沃利在1919年上任总巡时保留了法捕房原有的依赖中国关系解决本地治安问题的策略,以便利青帮从事毒品生意的条件换取了青帮对法租界治安的协助。但是由于法国海军在1931年中日危机期间对上海事务的介入以及媒体的批评,费沃利不得不下台。法布尔上台后“清洗”了捕房里的“不良”分子,并对法捕房进行了两次改革,加强了捕房的打击犯罪能力以及政治情报功能。 第三部分,研究法租界的巡捕。通过研究法国巡捕,俄国巡捕,越南巡捕,华人巡捕的招聘条件,培训课程,工资待遇,职业生涯和职业的稳定性,可以发现,法租界警察机构是一个建立在种族主义之上的殖民机器,法国巡捕人数最少但是却牢牢掌握着所有的高级职务,其工资待遇,住房补贴,子女补贴,带薪休假都远远的高于其他国籍的巡捕。俄国巡捕是为了监视和管理十月革命后大量来沪的白俄而采用的廉价白人劳动力,他们精通俄语、英语和法语,能够游刃有余的代替法国人管理境内的外国人,他们的工资次于法国巡捕但是高于越南和华人巡捕。越南巡捕是和华人巡捕成本相当的低廉的黄种人劳动力,但是由于他们入警前都是越南的土著士兵,专业的军事训练和忠诚听命的职业本能使得他们成为军事防御租界不可缺少的力量,远离故土的特殊性和法国稳定人员的需要使得他们不得不签订为期三年到五年的服务合同,成为法租界巡捕房的中坚力量。华人巡捕是法租界巡捕房系统中最基层、最没有地位、工资最低、最缺乏职业稳定性的群体,招收巡捕的文化要求不高,但是每天长达1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以及长期宵禁不得外出的军事化管理加上低廉的薪水使得大多数巡捕在入职几年之后即离职,主动辞职和被炒鱿鱼是华人巡捕人事记录的常态,能够善始善终正式退休的华人巡捕寥寥可数。 虽然法租界巡捕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和紧张的工作压力,但是他们的收入与他们所承担的角色却并不相当。通过对比法租界巡捕,公共租界巡捕,印度支那巡捕以及法国军队的待遇,可以发现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是同类工作中待遇较低,保障较差的。通过对比法租界巡捕和上海居民收入状况以及通货膨胀情况,可以发现法租界的法国巡捕收入一直保持在华人巡捕收入和上海生活水准安全线之上,但是华人巡捕的收入却仅仅勉强够一家人在上海维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华人巡捕会因为索贿和参与非法买卖被辞退,为什么帮会势力可以用金钱买动法国巡捕房的中外巡捕。 第四部分,研究警察和都市空间的互动。法租界警察在三次法租界地界扩张中起了先锋和“占领者”的角色,法租界捕房总是建立在越界筑路区域以保护法租界公董局修建道路为名行使行政管理之实,其后法租界通过外交谈判将这些身份“尴尬”的地界划入自己的地界之中。随着法租界西区高档住宅区的建设和人口密度的转移与疏散,捕房辖区的空间分布也随着城市发展的空间分布而相应调整,顺应和保证了法租界的空间发展需要。小东门捕房是法租界最早建立的巡捕房之一,但是在其后的法租界空间扩张中,由于其地理条件局限东南一隅,因此人员配置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中央捕房经历了从东到西的迁移,刚开始的中央捕房是1930年代的麦兰捕房区域(在法租界公董局附近),后来由于1914年法租界第三次向西大扩张,中央捕房在1917年迁移到薛华立路上；西部捕房在1914年扩界之后逐渐分成三个捕房区域：霞飞捕房,福熙捕房和贝当捕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租界有六个捕房,各自有着鲜明的特点：小东门捕房靠近黄浦江,分布着航运公司,银行大楼以及鱼类批发市场；麦兰捕房有着繁荣的中国商铺和大世界这样的娱乐场所；霞飞捕房以其欧风店铺和欧式娱乐场所文明,电影院和舞厅林立；中央捕房区坐落着许多法租界的重要机构,圣玛丽医院,震旦大学,法国公学,供电厂,法商电车公司,法国俱乐部,捕房警察俱乐部,监狱等；福熙和贝当捕房是有名的高档住宅区,汇集了名流和外国富商的别墅。 法捕房的警力配置和人口有着密切的关系,警力不仅仅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而且在人口密集的区域,警察密度也相应较高。法租界警察针对白天、夜晚以及四季的不同要求,调整人员的分配和巡逻的时间。电话,无线电,自行车,汽车成为警察提高机动能力和有效控制空间的辅助工具。在具象和抽象的都市控制空间上,法租界警察对交通、卫生、建筑以及文化娱乐的控制和管理,不仅仅为法租界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收入,维持了租界文明有序的外在体面,而且用规范的执法管理将外乡人转变为城市居民,造就了新上海人的城市性格,由此构建了独特的法租界文化空间。 第五部分,研究警察和政治的关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三股势力在中华大地上涌动：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日本扩张主义,上海首当其冲成为这三种势力交织和冲撞的舞台。法租界捕房顺应政治形势,建立了政治部作为法国驻华使馆以及法国外交部的耳目。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政治部正式成立,并在1930年和1932年经过两次改组,成为法租界的权利中心,不仅仅汇集了有关上海和中国的政治局势情报,而且对租界内活动的各种政治势力进行了或包庇或镇压的行动。法租界政治部在1931年进行了291项调查和报告,这个数字在1932年上升到811项,1933年为1205项,1934年为1709项；每月信息通报从1930年的32页增加为1932年的100页和1934年的200页。政治部收集的情报涉及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动态,调查的对象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政治团体,社会团体,并专门调查居住在法租界上的政治名流和社会人物。 法租界警察对待中国的革命党并非一味的包庇和纵容,晚清之际打着民主口号保护革命党实际上是为了对抗清政府试图干涉租界警权的努力,而北洋政府为了捉拿法租界内的国民党,以扩张租界为物质诱饵,换得了对租界内革命党人的引渡和驱逐。中国共产党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在上海成立之时,法租界警察就对中共的活动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和控制,陈独秀于1921年10月和1922年8月两次在法租界因持有煽惑性图书和文字传单被捕,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罪行被判处罚款了事；国共分裂之后,为了报复共产党领导的工潮和共产国际组织的策反英法海军士兵的反帝斗争,法租界对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行为采取了置之不理甚至背后纵容的态度,1930年之后随着国民党收回租界法庭并且与租界巡捕房达成的共识,法租界内的共产党嫌疑犯都会在法租界法庭受审确认之后移交到国民党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法租界警察1930年逮捕了190名共产党,1931年逮捕了92名共产党,1932年逮捕了184名共产党,1933年逮捕了55名共产党。由于租界警察和国民党警察的严厉打击,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活动于1934年以后进入冬眠。随着日本在东亚扩张的加速以及法国自身利益需要,上海法租界内的朝鲜革命党成为法国换取在日本活动的越南革命党的交换筹码。总之,法租界警察在面对政治选择和诱惑的时候,争取法国在华利益最大化和利益交换是恒久不变的黄金法则。 上海法租界的警察是一家非中国非法国,既中国又法国的警察机构。它混合了当时上海的所有因素：国际化的警力设置,国际化的警用装备,本地化的用人策略,本地化的外交斡旋。对其评价不应该是单纯的文明化或者殖民化上海的论断。不可否认,法租界警察建立之初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法租界的社会秩序,保护界内的法国居民和外国居民免受中国居民和中国法律的侵扰；但是,在法租界内生活的中国居民也受益于法租界警察所维持的安宁,清洁和宜居的生活环境,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涌入法租界居住的原因。可是中国并不是印度和阿尔及利亚这样的殖民地,外国在上海的任何活动都要受到中国中央政府以及上海地方政府的制约和干涉,外国人在上海所享有的特权和其他地方相比要更加受到限制,因此在上海租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要做出妥协和让步才能换取共同的进步,所以法租界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不得不考虑中国居民的感受和中国政府的态度,成为日常场景下协调中外关系的中间人,是上海都市文明的参与者和规范人,也是某种意义上法国在华势力和外国文明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