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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传统的现代转化

王独慎  
【摘要】:清末民初的修身科肇始于清末新政时期的癸卯学制(1904),民国成立以后,在壬子学制(1912)中继续保留,到1922年的壬戌学制颁布时被公民科取代。在近代史的整体框架下,修身科所处的时段(1904-1922)恰好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转型时代”(1895-1925)。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教育体系的变化与知识分子的思想革新密切相连。由思想革新所带来的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的冲突与转化也会透过课程的变迁反映出来。本研究关注的焦点是中国教育的“修身”传统经由怎样的方式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教育”,力图通过对清末民初修身教育变迁过程的考察来探讨“修身”传统的现代转化路径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修身”蕴含中国文化传统的一整套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它以“气”化的宇宙论和身体观为观念基础,强调“身心合一”的自我观,“体知”与“内证”的认识进路,德化与风教的群己关系。与“修身”意识相应的是传统社会的家国天下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使得“德化风教”的微观教化效应得以扩展到更广大的场域,成为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因素。传统的“修身”教育的实践形式包括家庭中的蒙养教育与女性教育、正式的私塾与书院教育以及非组织性的游学与自我教育。修身作为一种内在精神追求,贯通在传统教育的整个体系当中。“经史之学”是其知识载体,科举考试为“修齐治平”提供了制度渠道,“士大夫”阶层的社会教化则是“修齐治平”的具体实践。近代的“修身”教育始于清末的文教转型。首先涉及的是教育制度和教学形式的变化,然后是观念的变迁。修身的学科建制是传统教育体制向现代教育转变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教育学科体系、学校制度和现代教学法都得以建立。以私塾、学堂等民间教育形式为主的传统教育体系逐渐被现代的学校体系所取代。科学知识观和课程观念冲击了传统经学教育的“整体课程”观。同时,课堂教授法成为最主要的教学方式。传统修身所注重的性情涵养与自我体践在学堂教授的方法下难以展开,导致修身科有知识化的倾向,降低了实效性。民国以后,随着经学向着现代学术的转化,现代“伦理学”取代了四书体系的“义理之学”成为道德教育的学理基础。与现代教育制度相伴而生的是现代教科书。教科书的编写结构反映了近代道德学说的变迁。教科书审定制也推动了以现代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民间教育力量的兴起。修身观念的转变反映在修身教科书内容上,可分为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在个体层面上,传统的“修身养性”转变为社会常识的“习得”。这包括身心合一的气化身体观被现代卫生医疗学、生理学和科学心理学所拆解,卫生和医疗常识成为修身科主要的内容之一;以德性涵养为主的修养内容被大量的经济、政治常识所补充。在社会层面上,传统“修齐治平”的士大夫道德教化意识逐渐转变为以培养平民人格为主的公共伦理和团体意识。这表现为:在群己关系上,儒家传统中作为修身工夫的“忠恕之道”逐渐演变为一般与人交往的美德;在家庭伦理上,与宗法相关的宗族伦理和礼仪方式逐渐消失,作为家庭美德的“孝悌”受到压缩;女性的平等观念和“德才”观念也有所变化,但并未脱离“贤妻良母”的伦理角色;在国家伦理上,现代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兴起。传统“天下”观念则衍化出两个方向相反的思想倾向,其一是与“礼仪中国”相关连的“天下”体系瓦解,一变而为列强竞争的“世界”;其二则是与“天下为公”相关的“大同”思想迅速地与“国际主义”、“世界主义”结合在一起。前者表现为退守与忧患意识,后者表现为奋进与和平意识。清末民初修身教育的演变与社会文化转型密不可分。首先,近代学术文化由“经学时代”转向了“科学时代”,经学的衰微使得“修身”远离了成德传统中“性与天道”的形而上追求。经学那种强调整体性、关系性的思维方式被科学所分解,身心合一的观念被抛离。其次,随着社会结构从传统的宗法转向职业社会,公私领域分开,“修齐治平”也就断裂为个人领域的“人生问题”和公共领域的“社会问题”。传统整体性的道德转变为“公德”-“私德”之分,对道德的关注从个人“德行”转向“义务”。与此同时,现代教育的功能也将重心从传统“成人”“成德”转向“民众培养”与人的“社会化”。在社会转型中,近代知识分子终究未能像传统“士大夫”那样形成一个社会重心。“士大夫”式的社会教化演变为现代“启蒙”,内在的“修身”体践转化为形形色色的运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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