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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政

王刚  
【摘要】:就中国帝制时代而言,汉代是知识与政治的发展奠基期,在历史演进中开启了知识与政治的新样式,对后世的政治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秦统一后,残暴的文化政策与士人目标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导致了“焚书坑儒”的惨剧。它要断绝诗书的传授系统,使整个社会笼罩在严刑酷法之下。这样就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使得后来的文化建设遭遇到了困难,今古文等问题皆与书籍文本的毁灭有关,为后世的知识争论以及相关的政治斗争埋下了伏笔。二是在严厉的政治压制下,社会各阶层的界限在逐渐消弭,知识分子、旧贵族等与底层平民一起坚决投入了反秦斗争。而这种阶层间的界限消弭相当程度上催生了“布衣将相之局”,使得刘邦集团在风云际会中建立了汉家天下。 汉王朝建立后,在对秦的政治文化反思中带来了如下的后果,一是对于文化开始了重视,学术的向前发展使得“经学时代”最终到来,对政治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二是在政治传统上对于“周道”给予了高度重视,虽然汉承秦制,但在精神气质上汉家王朝更推崇的却是周,这就与现实政治发生了冲突,既调整出了汉家“霸王道杂之”的政治特色,也为后来的政治改制埋下了伏笔。三是对于秦文吏的知识改造成为了必然,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士大夫阶层越来越居为官吏主流,选官制度越来越趋向知识标准,文吏的知识结构也由此得到了极大提高,儒生与文吏的既斗争又最终合流,形成了帝制时代的官吏特色。四是对于政治的理论反思,使得对于道统、法统、德政、法政等问题开始了思考,不同于秦王朝仅着眼于政治的实际功用考虑,汉家政府已经开始对帝制时代下,政治的价值层面进行了深刻思考,这种思路极大影响了后世政治,也对知识发展起到了独特的拉动作用。 在汉代知识与政治互动关系问题上,就具体的历史进程而言,在汉初,一方面文化从秦反知识的政策中得到了解放,有了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知识的大发展又因汉初政治一度偏向于厚重少文的“黄老”,讲求清静无为,从而被闲置了数十年。 但是,儒学毕竟更适应知识与政治的发展,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儒学替代黄老,乃至“独尊儒术”的推出,成了势所必然。但与此同时,知识也被加上了政治的枷锁,影响了此后整个社会的性格与面貌。 在这一过程中尤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士人与专制政治的关系。随着中央对地方王国控制的加强,加之援引士人进入内朝,诸侯国的宾客繁盛局面,以及丞相选士等政治习惯被打破,士人的政治空间完全被皇权所掌控。质言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为知识及士人划定了范围,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必须在体制内进行,一旦可能成为异己力量,就会遭到摧灭。从这个意义上看,独尊儒术是一种划定知识标准基础上的国家养士行为,它既使得知识发展有了保障,也使得知识独立发展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在知识解释权日益系于政治的状况下,士人与政治的关系空前密切,士人群体开始官方化或准官方化了。 在政治影响知识的同时,知识也极大地影响了汉代政治,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经学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是学术被官方化,“独尊儒术”宣告了在政治推动下学术整合的最后完成,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的思想主流。而博士、太学制度的创设,则在帝制政治下,为知识人转为政治人找到了最佳桥梁,学术不仅取得了与军功、事功一样的任官资质,随着经学及儒学的发展,以“学”为官更是成了最具正当性的理由。另一方面,知识对于政治的影响也甚深至巨,统治者对于道统、政统的讲求,政治对于历史文化的依托,具体到汉王朝的政治发展中,以经术决事,进行春秋决狱,依凭经学知识进行政治设计,乃至因天人灾异推出和调整各项政策,无不有知识力量在背后推引、鼓荡。 武帝时期是汉代的重要转型期。当时以明堂之议拉开了尊儒改制的序幕,明于名物制度 的申公被由鲁地征召到京师。但是,申公笃实的学风与武帝要求兴造的政治性格不相符合, 申公一派被闲置,使得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另一派得以兴起。通过贤良对策,董仲舒以《公羊 春秋》为核心,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大一统政治的理念,经过他的改造,儒学援引阴阳及其他 各种思想因素,开始构筑出帝制时代政治需要的学说。在原始儒学转向汉新儒学的过程中, 既使得独尊儒术得以正式实现,也使得来自齐地的《公羊春秋》在政治生活中取得了领导地 位,从而构筑出了齐、鲁学之争。 具“守文”立场官员围绕在好《谷梁春秋》的卫太子旁边,以鲁学为号召,在朝廷中与 齐学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大派。在昭帝时期,围绕着嗣君的正统性问题,代表鲁学和齐学的 谷梁与公羊派更是持截然不同的立场,学理论争后面所反映的是政治斗争。宣帝即位后,为 消饵这种差异,直追武帝正统,从而绕过了昭帝与卫太子合法性问题,加之对卫太子好《谷 梁春秋》的重视,以及晚年正式回归守文立场,最终在石渠阁会议上确立了《谷梁》的官学 地位。这种后果既带动了经学的争论与合流,也为元、成以来改制之风大兴揭开了实质性的 序幕。 元、成以来一改汉家“霸王道杂之”的政治作风,开始纯用儒术,奉天法古逐渐成为汹 涌的政治潮流。在这一进程中儒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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