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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编史性元小说中的政治介入

陈俊松  
【摘要】: 本篇论文主要探讨当代美国编史性元小说中的政治介入问题。“编史性元小说”这个名称是由著名文论家、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琳达·哈钦在《后现代主义的诗学》(1988)一书中提出的,现已在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类后现代小说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小说将历史上真实可考的事件和人物融入故事、构筑情节,营造出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另一方面,作品又具有元小说的自我指涉特征,在叙述中揭示小说的写作过程及其虚构本质。在编史性元小说中,将这两个对立的双方联系起来的就是作品对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本文从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出发,并借助历史编纂学中的有关理论,将《但以理书》、《火刑示众》和《天秤星座》这三部典型的美国后现代小说置入作家写作当时所处的政治氛围中进行解读,旨在揭示当代美国小说艺术上的典型特征和介入政治的诉求,并澄清我们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批判力量、美学追求以及政治介入等问题上尚存的误解。 历史、政治和文学之间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相互影响,彼此映射。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中显露出了一种新的趋势――我们不妨将其称为“回归历史”。有学者更加明确地指出:“当代叙事文学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对各种历史叙事兴趣的再次觉醒”。与此同时,文学理论的演进和发展却对历史书写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产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带着解构主义的批评气魄修复了文学研究的历史纬度,喊出了“文本就是历史,历史就是文本”的名言。海登·怀特将“历史文本”同小说一样视为“文学性的人工制品”。从此,历史和小说都只是“话语”;虚构话语和非虚构话语之间的区别不复存在。利奥塔将后现代状况总结为“对元叙事的质疑”。后现代主义理论对传统历史编纂学产生了空前挑战。美国著名史学理论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在其《二十世纪的历史编纂学——从科学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1997)一书中,就流露出对历史是否还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的隐忧。在这种情况下,后现代派小说在回归历史、重写历史方面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文学流派都更充分的理据和更重要的作用。概观美国文学的发展和演变,没有任何一次文学运动像后现代主义这样对传统哲学思想和文学本身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冲击。毫不夸张地说,后现代主义文学改变了美国的文艺格局。 然而,许多著名文学理论家,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批判,将其认定为“非历史”和“去政治”。例如,丹尼尔·贝尔认为美国小说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就日趋“自闭”和“脱离现实”;詹姆逊将后现代主义归纳为“平面无深度”和“政治介入的缺席”;伊格尔顿批判了后现代主义的“去历史化”和“缺乏政治内容”。 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本文深入剖析所选三部作品中的“编史性元小说”特征,在此基础上将作品置入作家写作当时的政治氛围中进行解读,并试图对上述著名文论家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做出回应。本篇论文有选择地借用琳达·哈钦、利奥塔、鲍德里亚等理论家关于后现代的有关阐述,米歇尔·福柯、海登·怀特关于新历史主义的论断,以及卢卡契和哈贝马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对选取的三部小说进行解读,指出以《但以理书》、《火刑示众》和《天秤星座》为代表的当代美国“编史性元小说”在重写历史的基础上有力地介入了政治生活,当代美国晚期后现代小说中显露出明显的“政治转向”。 在《但以理书》中,多克特罗将我们带回了冷战时期麦卡锡主义阴云下的“世纪要案”——罗森堡事件。历史上,尽管只有戴维·格林格拉斯的供词为证,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夫妇还是于1953年6月19日因被指控将原子弹机密透露给前苏联而被先后送上纽约星星监狱里的电椅上处死。虽然小说对部分历史细节做了改动,但还是忠实地再现了以“冷战狂想症”为代表的麦卡锡时期的历史氛围和文化语境。小说提供了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期间的美国民族心态的一个全景图。与这种历史观照形成对比的是作品里呈现出来的自我指涉性:作者声音经常侵入正常叙述,而且小说中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结尾。作为一部编史性元小说,《但以理书》不仅重返历史、改写历史,而且还介入了政治生活。通过描写艾萨克森夫妇(实指罗森堡夫妇)的受害给他们的一对子女(但以理和苏珊)留下的心灵创伤,小说将美国冷战时期的政治体制推上了审判台。《但以理书》写于新左派学生运动日益高涨的六十年代末。小说不仅声援了以艾萨克森夫妇为代表的老左派,而且还回应了当时的新左派运动。小说通过对但以理和苏珊在抗议越战游行中的遭遇,以及在小说最后,但以理在新左派学生占领哥伦比亚大学情势下被赶出图书馆等事件,表达了作家对新左派运动既同情又批判的复杂感情。 同样是以罗森堡间谍案为题材,库弗的《火刑示众》聚焦于罗森堡夫妇被处以电刑的前三天里所发生那些动人心弦的事件。《火刑示众》是当代文学中第一部以尚且在世的真实人物作为主要人物的小说。作品中不仅点了两百多个政要的名,而且大胆地以尼克松作为主要叙述者。此外,五十年代那些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如朝鲜战争、麦卡锡主义反共运动等)都出现在小说的叙述当中。在这部小说中,自我指涉性体现在尼克松对罗森堡一案的调查反映了库弗自身对该案的探究;尼克松在调查过程中所经历的挫败和绝望折射出了库弗在写作《火刑示众》这部皇皇巨著过程的真实困境。作为一部重要的编史性元小说,《火刑示众》从另一角度展示了编史性元小说如何将形式实验和政治介入融为一体。通过将死刑从禁闭的星星监狱搬到纽约市的时代广场,并将凄哀的死刑变成一场闹剧表演,库弗上演了一场耻辱的狂欢。小说不仅批判了罗森堡一案中对正义的亵渎,而且对七十年代的“水门事件”进行了讽刺。小说的主要叙述者尼克松,不仅是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罗森堡一案中的调查者,而且还是“水门事件”的主角。通过将尼克松刻画成一个出尽洋相的丑角,小说讽刺了尼克松后来在“水门事件”中蒙受的羞辱,并对政府妨碍司法公正进行了抨击。 德里罗的《天秤星座》进一步展现了当代美国编史性元小说中的政治介入。小说重写了一个给美国民族精神上留下永久创伤的重大事件——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小说不仅将与这一事件有关的主要历史人物一一融入故事,而且还以长达二十六卷的《沃伦报告》作为参照对象。《天秤星座》深深植根于历史语境,文献纪实般地再现了肯尼迪遇刺这一历史时刻。但这部小说不是一部传统的历史小说,而是具有元小说的自我指涉特征。在小说中,中情局退休分析家尼古拉斯·布兰奇签约撰写一部肯尼迪遇刺的密史。布兰奇的这一角色实为德里罗自己的化身。面对与日俱增的文献和资料,布兰奇越来越感觉无法完成撰写任务。布兰奇的这一梦魇般的遭遇也反映了德里罗面对长达二十六卷的《沃伦报告》所陷入的困境。《天秤星座》没有按照“官方事实”来重写肯尼迪遇刺,而是否定了《沃伦报告》里的官方结论,揭示了另一个可能存在的事实:肯尼迪并非被奥斯瓦尔德一人所杀,而是被一个由中情局和古巴反叛分子组成的阴谋所害。不仅如此,美国政府,甚至约翰逊总统本人,在调查展开时对整个事件进行了极力掩盖。小说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值里根政府陷入自“水门事件”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伊朗军售事件。在中情局和反叛分子试图推翻尼加拉瓜共产党政权的密谋曝光后,总统和政府部门极力掩盖对伊军售和资助尼加拉瓜反叛武装分子。由于伊朗军售事件中暴露出来的政治问题与肯尼迪遇刺后的情形高度相似,德里罗在小说中对官方结论的否定也是对里根政府间接地进行了批判。 本篇论文将《但以理书》、《火刑示众》和《天秤星座》视为典型的编史性元小说,分析了作品中存在的悖论——既营造历史感又具有自我指涉性。本文将这三部小说置入作品写作之时的政治氛围中进行解读,考察了作品从“文本内”和“文本外”介入现实政治生活的方式,进而指出当代美国编史性元小说并非“去政治”而是“介入政治”。显而易见,这三部作品既相对独立,又构成有机整体,揭示了这类后现代小说重写历史、介入政治的不同路径。在当代美国小说的发展中,形式试验派和传统现实主义派都面临各自难以摆脱的困境。编史性元小说较好地解决了小说中美学追求和政治介入的融合,代表了当代美国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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