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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梅勒:美国当代文学的思想苦寻者

陈夜雨  
【摘要】:诺曼·梅勒(1923一2007)是一位才华横溢、思想多变、作品丰富而又饱受争议的当代美国作家。在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梅勒的文学作品一直承载着他心系美国,关注美国社会变迁的愿望。作为一位有良知的美国作家,梅勒从最早要“写关于美国生活的宏篇巨著”开始,他的作品关注对象都是“那些非常美国化的事情”。梅勒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来展现现代科技、理性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主导下美国人思想意识的变迁。在追寻这些表达符号中,我们看到梅勒刻画的是一些孤独、与社会格格不入、决意与主流文化相对抗的人物角色。通过这些带有梅勒思想印迹的人物,我们可以发现梅勒创作思想的一次次重大转变,清晰地感受到他对美国社会抱有的强烈的使命感,听到他救世主般的呐喊,明显感受到他内心受到的折磨。 梅勒的文学作品为他赢得了许多的荣誉和奖项。他1967年进入“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1970年当选“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夜幕下的大军》(1968)和《刽子手之歌》(1979)让他两次赢得普利策文学奖,《夜幕下的大军》还使他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1969)的殊荣。但是他因激进的思想、叛逆的作品在美国主流学界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同。可是作为“美国良知的代言人”和“美国文化代言人”,他对美国社会、政治、文化和美国人民思想意识的集中关注反映了他维护美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坚定意志。虽然他一生经历了很多的起伏,他矢志不渝地努力寻找办法–无论是保守还是激进的办法-维护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民族身份认同感。梅勒把美国人对美国梦的美好期待与当今美国社会冰冷的现实紧密联系起来,希望可以写出“一部能使一个国家看清楚自己的伟大作品”。虽然美国社会现状让梅勒很不满意,他仍然对美国抱有信心。他确信美国仍然会是“山巅闪耀之城”,仍可以维持“自由帝国”的地位,仍然是“世界上最后最美好的希望”。正如伯克维奇在《惯于赞同》里指出,美国作家一直都遵循着这样的创作传统:通过作品表达自己对美国现状的不同意见,同时又极力维护美国固有的核心价值。作为美国当代文学的惠特曼,梅勒继承并发扬了美国文学的这一传统。像其他公共知识份子一样,梅勒通过各种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关注、失望和不满。但是作为“美国例外论”的坚定捍卫者,他坚信美国制度的伟大,并且一直在努力实现自己救赎美国社会的远大抱负。 文学不是纯粹的时代意识的产物;相反,文学常常是时代意识的对抗者。梅勒的文学作品大多都再现了他生活的各个时期美国人的思想意识。他不是局限于记录这些社会现实,而是在作品中主动建构与多变的时代意识相对立的自己个人思想意识。因此梅勒不同时期作品主题一直经历着变化,从颓废激进走向理性和左派保守,并逐渐发展到反对自由主义。 论文力图从政治、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去探寻梅勒思想的一次次转变。希望理清梅勒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接受是如何与政治、历史、文化之间发生互动。梅勒与身具有“把自己看做是历史的竞技场”的能力。梅勒作品中的斗争视角映射出了美国社会文化矛盾,同时他也给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而他每一次给出的办法客观反映了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过去和现在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样的困境中,梅勒当然不是一个人在苦苦追寻,因为他个人思想的变化大体上还是与时代精神的转变并行的。 论文由导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组成。正文第一章探讨了梅勒嬉皮哲学的形成过程以及在《裸着与死者》之后梅勒思想的经历第一次转变。梅勒开始重塑自己的生活以及品性。他敏锐地感受到集权政治在战后美国社会广泛存在,压制着人们的个性思想。他试图为异议者寻求抗争的途径,找到解决社会矛盾的政治手段。比如,在《裸着与死者》中他提出的自由主义,在《巴巴里海滨》中的社会主义。梅勒寄希望于1930年代遗留下的激进政治革命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可是在《巴巴里海滨》和《鹿苑》中,我们可以看到梅勒的政治革命最后还是解决不了社会矛盾,并且会与他的自由思想发生冲突。既然集体革命不能成功,梅勒转向反社会的嬉皮哲学,希望以非理性的方式反抗社会文化对个性的压制。个人本能和欲望的即刻满足是他们追求的可以让个人免受社会压制的发泄途径。梅勒的嬉皮哲学就是米勒所谓的“泛滥个人主义”,它矛头直指当时美国社会的弊端。 梅勒在《白色的黑人》中提议建立某种意义上的乌托邦,里面的黑人不再只是肤色黑的人,而是指所有没被主流社会接受,被社会抛弃的人。梅勒对美国当时政治体制的愤怒部分是因为他自己不能在美国主流文化和文学中得到接受。梅勒认为,作家,尤其是小说家应该行使自己的权利,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去改变公民的意识,进而改变社会发展方向。 当梅勒在《为我自己做广告》里宣布,“让人不舒服的事实是,我心中唯一的想法是要在我们的时代意识深处掀起一场革命”时,要评估梅勒的文学作品对社会政治的影响有多深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说美国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是梅勒一个人努力的结果,那是有点夸大其词。更贴切地说,60年代的那场新思维运动主要还是新的社会危机所致。梅勒的作品帮助年轻人认识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一些人投身那场运动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当那场运动真的按他在一些作品里预测的方向发展时,梅勒开始意识到泛滥个人主义可能给社会带来危险和混乱。一旦取消对人本能和欲望的压制,这些年轻人会寻求更多个人权利,而又极可能危及整个社会架构,进而发展成政治革命,这不是梅勒希望看到的。在梅勒看来,颓废哲学正走向极端。他从1967年的反战游行中吸取两方面的教训:其一是当颓废哲学受到大量的青年人追捧,它就成了集体意识形态,当那些青年人加入集体反战大军游行时,那就会发展成为政治运动,给整个美国社会带来危害;其二是一旦反文化运动,民权运动和反战游行衍生出的混乱和暴力危急美国社会时,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就很难得到保证。梅勒不希望颓废哲学发展成政治革命。梅勒得出的结论就是毕竟“美国反映了我意愿”。他还是希望维护美国既有的政治制度。 正文第二章里,梅勒的思想有了新的转变,走向了左派保守主义。前期在文学上取得的荣誉、获得声望却消磨了梅勒的斗志,他一向激进的政治主张让位于他固有的保守思想。他看上去像是一位改变了信仰的人。他的革命观念转向精神和文化革命而非政治革命,将精神革命和文化革命作为社会革命的基础。他放弃了激进个人主义思想,寄希望于基督教精神信仰和美国固有的传统价值观和文化来拯救激进个人主义叛逆者给美国社会带来的破坏。 《夜幕下的大军》用“新新闻报导体”的形式详尽记述了一九六七年四月在纽约爆发的有二十五万人参加的反战游行。我们通过梅勒对待这场游行的态度转变,可以看出梅勒创作思想的重大转变,他开始走向左派保守主义。《刽子手之歌》中围绕主人公吉尔摩一致的主题就是梅勒所谓的“家庭价值观”。吉尔摩周围的许多人都非常正直,他们很乐于帮助吉尔摩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找回家庭的温暖。在《古夜》中梅勒认同强大美利坚帝国存在的必要性。他刻意模糊古埃及与美国在文化、观念上的差别,把男主人公们刻画成他心目中的帝国精神的代表,尤其强调他们“坚韧不拔、斗争到底、征服一切”意识。他希望美国民众也能团结在一起建立强大的美利坚帝国。这有助于凝聚美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美国意识。边疆意识、帝国心理在梅勒看来永远可以成为维系美国梦的基础,它应该是美国人引以为傲的精神支柱。作为犹太后裔,梅勒在《圣子福音》中还是借用了许多基督教宗教传统,抛弃它们的外壳进行重新创作。作品中梅勒清新揭示了自己对于美国传统文化精神和美国价值观的认同。 正文第三章,梅勒的文学创作进入最后的阶段,他的思想变得更加的激进,坚定反对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推行的理性自由主义。20世纪80年代后期,冷战的结束预示着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确立。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助推美国走向新的繁荣。在梅勒看来,理性自由主义给美国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集权压制,美国民众成了顺从他们的机器。两党政客滥用“民主”、“自由”,为所欲为侵略邪恶国家,美国社会各个角落充满着邪恶的东西。多元社会、全球化社会的到来,梅勒却与当代社会文化失去了联系。他对当代美国社会充满着茫然和悲观。梅勒没有甚至拒绝随着时代的发展适时地调整自己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观念。对往日激进精神的固守,使梅勒成了不断变化时代中的一位保守的斗士。《硬汉不跳舞》中梅勒表现出对新的集权政治给个人带来的压力及破坏性后果的警惕。在梅勒看来,集权政治始终寻求彻底压制抹杀个性思想,支持整体现实,以实现一个完全顺从的社会,这样创立的是一个集体意识,集体信仰,集体行为、没有个性的社会。在《我们为何陷于战争?》中,梅勒猛烈抨击布什当局,认为他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有着不可告人、路人皆知的野心:建立世界帝国。而这完全违背了美国长久以来固守的自由、权利、民主的观念。而在《林中城堡》中梅勒显得更加的悲观,在他看来邪恶在地球每个角落横行,正通过他的代理人在毁灭人类社会。 梅勒的创作生涯主要经历了三次重大变化,从中我们看到了梅勒从激进走向保守,保守中保持着激进。他的每一次转变与美国社会政治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于每次变化,梅勒都会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在不同时期他会有支持者、怀疑者、反对者,但他坚持自己的判断,创作出反映自己思想意识的文学作品。这就是梅勒的本性,一位固守美国精神,维护美国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文学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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